背叛的代价 60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他当即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真正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地下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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