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返回城区，立即与向洛新、王大昭一道讨论当前重庆的局势和特支应变的措施。根据王大勣所通报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特支失去上级联系和敌人派兵搜捕我，是由于地下市委出了叛徒引起的（直到这时，我们还不知道直接联系特支的“张某”也已经被捕叛变了）。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特支已经暴露，正受到敌人的直接威胁，处境十分危急，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与上级党的联系，必须独立对付变局。根据这一估计，我们的一致态度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尽最大努力使特支整个组织不受破坏，不被打散。为此，一致决定：一、坚决地、迅速地把大部分骨干从目前所在单位和住处撤退出来……重新隐蔽，力争逐步开辟新的据点。二、原有的工作阵地不要轻易放弃，要留下少数确实没有暴露的人员坚持工作。三、由于不少同志在转移中失去了生活来源或需要旅费，必须设法筹集一笔活动经费。四、要积极寻找上级党。鉴于当地领导机关已遭严重破坏，主要应从外地想法。相信只要我们自己坚持斗争，迟早必定能够找到。因为从全局来看，解放战争早已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正在持续高涨。
从5月到10月，特支所属的绝大多数党员、社员，坚决实行了上述各项决定。由于抓紧进行了大量转移安置和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去到川西的两个同志关系无法转走外，所有的同志都没有中断与特支的工作关系。我们一方面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但吸收了一些早已准备发展的骨干入党，同时，发展了一批“六一社”社员。另一方面，为了多保存力量，经过可靠的介绍和了解，还陆续接管一些在大破坏期间失去了上级联系的党员与社员。因此，到九十月间，特支所属的党员已由十几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六一社”社员由九十多人增加到两百多人。除在市区与城区、南岸、黄桷坪的大部分主要大、中学校建立了组织联系，在职业青年中开辟了若干新据点外，还通过疏散出去的人员在巴县、江津、江北开辟了据点……
大约是8月间，重庆七家报纸刊登了重庆警备司令部发布的署名“张德明”的叛徒自首书，其中出卖了我和我们特支，还出卖了沙磁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刘国，北碚区学运特支及其负责人胡有猷。我们判断：这个叛徒就是那个直接联系过特支的“张某”。随后，从侧面听说其本名叫冉益智，叛变前是地下市委分管学运的负责人。显然，上次敌人派兵到捍卫中学来抓我就是由于他的出卖。仅仅因为出了所谓“罗宗哲失踪”这件事，我碰巧避开了，才没有抓到。我肯定仍然是特务追寻的对象，在当地恢复上级联系已更加困难，必须准备长期独立工作。根据这种新情况，我和向洛新商定，吸收王大昭、张亚滨参加，由我们四人组成了临时特支委员会。在人员转移和重新部署力量大体就绪后，逐步恢复了各项正常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