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张某”又来找过我一次，告诉我局势很紧张，要随时准备发生变故，并说他自己要离开市区一段时间，约定了今后接头的时间、地点。“张某”才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渝女师一个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把罗宗哲的离校说成是“失踪”，造谣说她是“受共匪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由于我与罗宗哲之间存在的公开的亲戚关系，此事有可能牵连到我，与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避开一下，以观察事态的发展。我前往白沙，安排罗宗哲撤往成都。一星期左右，我回到重庆，得知在我离开捍卫中学后两三天，敌人突然派兵在夜间前来逮捕我。这表明我已暴露，但当时还无法准确判断其原因，一心急着向组织汇报，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按上次约定的时间、地点去与上级接头。但守候了许久，一直不见“张某”的踪影。从此，特支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时间在4月下旬。
为了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找一个安身场所，以便照料工作，4月底我去白市驿找王大勣（即王觉），希望在他家暂时借住。不料见到他时，他本人正因安全受到威胁，已决定当天下午离家进城，无法留我住下。于是，我与他一道折回市区。在这次短暂的接触中，我们相互向对方公开了党员身份。他告诉我：组织上所说的那个被捕者名叫刘国定，是地下市委的书记，现已叛变，因而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局势正在继续恶化中，估计在当地已无法找到上级党。他进城与区委一位同志接头后，可能离开重庆前往解放区，希望我从上述局势出发来慎重考虑对策，及早打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