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被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得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新鞋！
听说他在路上发觉旧戏重演，所以，挣扎，拳打脚踢。
他认定他属于卢沟桥，他认为他的归宿是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他在67年前在那里杀过日本人。确切地说，是杀过侵华日军鬼子兵！
在血腥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了？数也数不清呀！
他！97岁的杨老头儿不是幸存者吗？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我还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地看着我，要饭。
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得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亲笔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立正！你给我站好！十八了！你是军人！哭什么哭！——想翻案不成？”
1973年，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有“翻案”的单词流行。这个单词，原来是给刘少奇同志专用的。不知教导员怎么又按在我的头上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地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统统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和杨云峰有关，也和“要饭”有关。
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再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就自告奋勇地大声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区东高地万源南里。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哩！光给我脸色看！你还是让我去要饭吧！天南海北，自由自在，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你说‘倒’的意思，是睡还是死？”我问他。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根据他回忆，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很硬的馒头，不知从哪里要来的，有个水杯，有两件破衣服。
我也是复员军人，我如果要饭的话，也需要带上这几样东西。
可是，我身边的杨老头儿是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呀！我感到自己在犯罪。
杨云峰的干女儿家在五楼，老头儿登上去居然不是特别费劲，这和锻炼有关。
在杨云峰干女儿家，杨云峰和我，果然见到了令人尴尬的目光。
我是自尊心不强的人，甚至连我这样的人看见这种目光后，都想出门去要饭了。
杨云峰老人，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对不起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