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时至今日每月给他们老兵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状态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杨云峰一个村的乡亲们在我等他要饭回来时，扶老携幼地来看我，对我念叨：“日本鬼子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们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咱村的，他当时身穿军衣，背着大刀，横着走道，威风八面，全村羡慕”。
“——打日本鬼子好！但是现在没人管，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