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的杨云峰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退役老军人，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他时，他92岁。采访地点就在卢沟桥东头，在乾隆皇帝御题的石碑旁。那时，我还可以体验到他“暴躁”的一面。
他戴了一块手表，表链松弛得能撸到胳臂肘的地方。
我发现那表并不走。可他为什么戴？
他胸前别了几枚“文化大革命”时的纪念章，他可能自以为像军功章。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枚“亲历抗战，保家卫国”的功勋章。可惜，无人知晓。
他的中山服是土布的，袖子和裤子一样宽，裁剪之差，可见一斑。他的裤带是根绳子。他裤子的中缝扣子系不上。这一点，作为男人，很重要。但是，是不是他的裤子？我在分析。
杨云峰看我上下打量他的破衣服，他绷紧嘴唇，挺起胸膛。
我那大学刚毕业的同事，收起摄像机，不屑一顾地离开了卢沟桥和这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杨云峰并不感到受到了轻视和蔑视，他也许每天都遇见讥讽和嘲弄。但他挺起胸膛，紧绷着嘴唇，手指前方，给我讲起卢沟桥事变来。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一一〇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一七九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的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当时的师长何基沣悲愤至极，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书而自戕（未遂）。杨云峰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对我说，他跟着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是大名血战。”杨云峰埋怨：“他从营长、团长当到师长，可我还是抡大刀片的兵，回家探亲前才当上少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