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 “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个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效。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来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两条命。安东让他明白了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日本影片《告白》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不同之处在于，克里斯蒂安的母亲是患病去世，而A认为要强的母亲抛弃了自己。因此，他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
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次品”。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B同学的母亲在听说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地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两个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失，在其中要承担重要责任。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她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是一个变态的故事。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部影片缺少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加能够体会到在北欧的那部影片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在影片中制造人性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