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前述道路若能递次展开，非洲人的精神则可由此获得解放。
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发展进程中，并未真的为非洲人带来精神上的解放。他们并未获得自信与尊严，反倒由于失败国家的现实，令其自信与尊严更难建立。
长期的战乱，尤其是令半个非洲都卷入的两次刚果内战，使得非洲跌入了谷底，但是我们也可将此看作其开始获得解放的起点。这些惨痛的现实提示着人们，非洲国家“贫困的形式”是无力解决发展问题的，也无法带来精神解放。非洲国家在世界产业分工当中的特性，也使得它们只能作为“质料”而存在。
那么，何不把完整意义上的“形式”寄托在非洲的普通个体——具体是指在非洲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涵养个体的传统社群——之上？国家在此只应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将其“贫困的形式”进一步虚化，从而将国家服务社会的功能实化。传统社群及其中的个人，只有在世界分工秩序处于有机运转当中，才得以重新恢复其活力。虽则他们无法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造之中，但由于其人类精神家园守护者的身份之故，便有了一种独具的尊严。
这种尊严一方面通过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来实现，一方面通过非洲本土学者对非洲史的重新叙述而实现。近年来非洲本土史学界的代表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对古代到现代的非洲史做了重新梳理，找到了内在的连贯线索，挖掘出过去被遮蔽的面向，呈现出非洲人的主体性。这些努力即证明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在孕育，非洲人开始重新组织过去的知识，对其进行一种“形式”化的努力。只有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推动下，非洲的传统文化才真的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存在，并获得其在现代的独特意义。
获得精神解放的非洲人，将有更大的自信去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其“形式”不再是国际法权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对全人类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由此，非洲人也从文化意义上实现了其世界主义性格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