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念那些人 (1)

对于公、检、法的错误认识,相当于我应该出生在省长家里,而最后却成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样无法更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牢固地坚信,公安的人,是无论青红皂白,就要去威武抓人的人;而法院,是为了秉公判刑,却又常常判出偏颇的人。检察院这儿倒好,是为了纠正这些才生长、存世的一个机构。因此,觉得三方的它们这边,都是一窝儿好人、善人、心存良知和对世人、世事怀有感念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先入为主的幼稚偏见,却是数十年里无法扭转和改变。也不是不能改变,是世事和慵懒不许自己朝改变上多做思考的行言。

后来,渐渐地认识了许多《检察日报》的朋友,他们又无形中牢固了我这一观念。

最早是我的同学高伟宁——那时他还叫高今,不知怎么在我睁眼、闭眼之间,就转业到了《检察日报》社,做了那儿电视中心的导演,有了很大一番艺术的作为,这让我常常以他为例,逢人便说一个人的成熟和才华大踏步地到来,那是一瞬间的事,不信了你们以高伟宁为例——他是一个可以多年不见,但却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弟弟。紧跟着,我尊敬的作家莫言,竟也命运多舛,因为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给他命运车轨上的急速扳闸,突然之间也转业到了那儿。使人感受一个作家如果你才情过大,会遭受多少平庸的脏手在你头顶上施压和蹂躏。

可好在,《检察日报》拥抱了他的命运,让人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真正写作的孤儿,终会遇到慈悲开怀的收留所。毕竟可以宽容那时的莫言,是需要有强健身体并有伟大的母亲之心的人。《检察日报》正是一个这样身体强健并心胸宽广的母体。因为这些,就和报社有了内心倾情钦敬的来往,熟悉了那时高检的宣传部长——今天《检察日报》的社长张本才。他是那样的瘦弱,可其诗、文、画,却都奇异瑰丽,饱满得无以言表,其中隐存的他对艺术和世界的独有探求,让我这个小说家常感羞愧难当。

一九九三年接他一本文画集,那些线条的迷宫之道和色彩的奢侈与吝啬,让我着迷如对博尔赫斯小说语言的明透与困惑。因惑而迷,也就把那些画认真地剪割下来,镶于镜框,大小十幅有余,至今全都挂在家里的各处墙上。后来同那儿的副总守泉兄相识,一见如故,常去随他参加一些报社的文学活动,与他亲如兄弟,可以把该讲和不该的讲与他听,把自己解决不掉的烦恼推到他的办公桌上,把一些零七八碎的杂务,请他和他的部下——那些文化部门的弟弟、妹妹们共同收拾我的烦乱,自己躲在清静里看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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