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检、法的错误认识，相当于我应该出生在省长家里，而最后却成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样无法更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那么牢固地坚信，公安的人，是无论青红皂白，就要去威武抓人的人；而法院，是为了秉公判刑，却又常常判出偏颇的人。检察院这儿倒好，是为了纠正这些才生长、存世的一个机构。因此，觉得三方的它们这边，都是一窝儿好人、善人、心存良知和对世人、世事怀有感念的人。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先入为主的幼稚偏见，却是数十年里无法扭转和改变。也不是不能改变，是世事和慵懒不许自己朝改变上多做思考的行言。
后来，渐渐地认识了许多《检察日报》的朋友，他们又无形中牢固了我这一观念。
最早是我的同学高伟宁——那时他还叫高今，不知怎么在我睁眼、闭眼之间，就转业到了《检察日报》社，做了那儿电视中心的导演，有了很大一番艺术的作为，这让我常常以他为例，逢人便说一个人的成熟和才华大踏步地到来，那是一瞬间的事，不信了你们以高伟宁为例——他是一个可以多年不见，但却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弟弟。紧跟着，我尊敬的作家莫言，竟也命运多舛，因为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给他命运车轨上的急速扳闸，突然之间也转业到了那儿。使人感受一个作家如果你才情过大，会遭受多少平庸的脏手在你头顶上施压和蹂躏。
可好在，《检察日报》拥抱了他的命运，让人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真正写作的孤儿，终会遇到慈悲开怀的收留所。毕竟可以宽容那时的莫言，是需要有强健身体并有伟大的母亲之心的人。《检察日报》正是一个这样身体强健并心胸宽广的母体。因为这些，就和报社有了内心倾情钦敬的来往，熟悉了那时高检的宣传部长——今天《检察日报》的社长张本才。他是那样的瘦弱，可其诗、文、画，却都奇异瑰丽，饱满得无以言表，其中隐存的他对艺术和世界的独有探求，让我这个小说家常感羞愧难当。
一九九三年接他一本文画集，那些线条的迷宫之道和色彩的奢侈与吝啬，让我着迷如对博尔赫斯小说语言的明透与困惑。因惑而迷，也就把那些画认真地剪割下来，镶于镜框，大小十幅有余，至今全都挂在家里的各处墙上。后来同那儿的副总守泉兄相识，一见如故，常去随他参加一些报社的文学活动，与他亲如兄弟，可以把该讲和不该的讲与他听，把自己解决不掉的烦恼推到他的办公桌上，把一些零七八碎的杂务，请他和他的部下——那些文化部门的弟弟、妹妹们共同收拾我的烦乱，自己躲在清静里看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