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的，有段年月的一九七八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染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还给了农民们，宛同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作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着。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躲猫猫和捉迷藏。农民们也就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就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财产和私有。于是间，就都砍，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有一天政策变了脸，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册账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这样儿，人心学习，相互比攀，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的那些稍大的可檩可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田头都有树一样，也有一棵越过碗粗的箭杨树，笔直着，在春天，杨叶的掌声哗脆脆的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溜地的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单位广场上的旗杆样。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拃量树的粗细和身高，知道把树伐下来，盖房做檩是绝好的材料和支持，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
可最终，父亲没有砍那树。
邻居说：“不砍呀？”
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
路人说：“不砍呀？”
父亲说：“它还没真正长成呢。”
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仿佛是竖着的乡村人心的一杆旗。小盆一样粗，两丈多高，有许多“杨眼”妩媚明快地闪在树身上，望着这世界，读着世界的变幻和人心。然在三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和更换，还有一部分政府要重新收回去，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们。于是间，我家的地就冷猛是了别家田地了，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成了人家的地，也成了人家的树。可在成了人家后的第三天，父亲、母亲和二姐们从那田头上过，忽然发现那远比盆粗的树已经不在了，路边只还有紧随地面白着的树桩。树桩的白，如在云黑的天空下白着的一片雪。一家人立在那树桩边，仿佛忽然立在了悬崖旁，面面相觑着，不知二姐和母亲说了啥，懊悔、抱怨了父亲一些什么话。父亲没接话，只看了一会那树桩，就领着母亲、二姐朝远处我家新分的田地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