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是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尚钺同志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多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同意“战国封建说”，而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峙的第三个学派。尚钺同志认为：从西周到春秋初，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就决定这一漫长时期，中国社会还不能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基本的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他用较丰富的史料论证了从西周初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怎样发展到春秋时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庶民”、“国人”——主要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他们和皂、隶、舆、台、仆等奴隶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才是奴隶制发展和走向没落的时期，并从生产力、社会分工、阶级矛盾、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转变作了详尽的论证。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解放以前也有别的学者早已提出过。但尚钺同志是较早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详细研究的人。他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巨著中阐明的经济规律去考察中国历史，指出至迟在明代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指出这一经济现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搜集了大量史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某些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分解的趋势以及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意识所带有的新的特色等等。
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课题，30多年来，研究者踵接，成果极为丰富，但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尚钺同志是这些研究领域早期的开辟者之一，今天的研究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当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尚钺同志当年仅仅是探索的开始，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像这类重大的学术课题将会世代相继地研究下去，不断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见解，人们的认识也将不断地发展、加深，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们不能够要求研究者一下子就做得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重要的是尚钺同志在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立的新见解，作了详细、系统的阐述，提供了初步研究和探索的依据。无论如何，先驱者筚路蓝缕的拓荒功绩，是不能泯没的。
尚钺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勤奋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他虽享80高龄，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批判”，失去了进行研究的条件，他的才能和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许多想做的工作没能完成，这是令人痛惜的。像尚钺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老学者，因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学术问题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培养在相互尊重之中进行平等讨论的风气。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政见，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无限地“上纲上线”。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