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华岗来云南之后，我们在学校的工作上，共同进行研究，在为我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工作上也共同做出了努力。我们与闻一多先生认识之后朝夕相处建立了共同斗争的情谊，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与华岗同志为帮助高级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和形势组织的座谈会。一多先生靠近党组织，还拒绝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邀请。
1946年，一多先生要随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了，我有块鸡血石，请他刻印为念。他用钟鼎刻了“尚钺”二字，还以秀丽的草书刻了边款“卅五年四月时与健庵兄同刻昆明一多”。
反动当局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民主运动极为不满，就利用联大复员北平之时，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对闻一多先生采取拉拢手段没成功。1946年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学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有人冒雨赶来告诉我，李公朴于晚十点看电影回家的路上被枪杀了。
第二天清晨，一多先生和我，还有楚图南一同到医院去看望。一多先生抚摸着公朴的遗体高喊： “公朴，你没有死！”大家都痛哭起来。我们还立即派人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省政府、军事机关强烈抗议特务暴徒的法西斯罪行，声明民盟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政治主张。
15日，在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一多先生发表了演讲，横眉怒对一群特务，高声说：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站出来！我们不怕死，有牺牲精神，我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话激励着大家的斗志。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最后一次讲演了。下午一多先生与楚图南还到《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在会后回宿舍的路上被特务暗害了。
那天下午晚饭后，我赶到云大门口，只见特务密布，有个学生打开一扇门，拉我进去哭着说： “五点多钟闻先生被刺了!”这“被刺”二字有如晴天一声霹雷，可我来不及多问，他拉着我就飞跑上了90多阶阶梯的高坡，直奔云大医院。我赶到医院时，闻先生的遗体还停放在院子里，闻夫人悲痛欲绝。当时没有人出面办理手续。我当即表示，由我负完全责任，医院就把先生遗体安放好。闻夫人也因此而心脏病复发，我们又帮助办理好她住院的手续，医生们忙着抢救受伤的闻立鹤。天黑之后，我正要离开医院，有个家伙问我： “你姓什么?”我没理他。许多同学把我围在中间，我在同学们的围护之下走出云大后门。
我们马上向民盟中央汇报“李闻惨案”的经过，又发出通电，向全国、全世界揭露特务的法西斯罪行。我党中央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抗议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保证我们的安全。7月28日云南省长卢汉先生向我们表示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也得到党的通知，要我回上海，于是我离开昆明，飞抵上海。
后来，每当我拿起鸡血石，一多先生那赤诚的音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