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最爱听鲁迅的课。每逢他讲大课，总是座无虚席。他讲课内容丰富，倾向性强，富有战斗性。反动的教育部对他十分注意，经常派人来监视他讲课。记得一次我们正在听课，忽然门开了，进来好几个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的人。鲁迅先生一看便知这是些什么人，于是他开始眼望天花板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不说一句话，持续了四五分钟，同学们见此情景也便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势，“嗤——嗤——”的轰人声在课堂里四起，这些检查大员见势不妙只好开门溜出去了。鲁迅先生看着溜走的人大声说：“还没检查，怎么全走了？”鲁迅先生战斗的姿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学校办的《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上， 我还经常被李大钊先生的著作所吸引。例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篇文章，虽然我开始读时不大懂，但我是越不懂越想读。李大钊先生在学校是图书馆馆长，讲哲学课，他活动量大，虽不经常上课，但常在重要场合作大报告。记得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作了一次报告，他谈到在外边经常听到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提起北大，说明北大已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产生了影响，人民对北大的“大”字是寄予希望的，希望我们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各方面的利益。他的讲话是那样充满了正义感和号召力，使我很受感动。
1926年3月18日，我参加了冲击段祺瑞执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次行动中同学们受伤的很多。我虽没受伤，但也丢了帽子和一只鞋。这次事件之后，鲁迅先生离开了北大。李大钊先生也搬到了苏联商务办事处。
我在学校里失去了最好的老师指教，感到十分苦闷，看不清前途。于是我就到苏联商务办事处去找李大钊先生。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他告诉我说北京已经无书可读，勉励我南下去参加革命。当时我还差一年毕业。就离开了北大去到上海，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