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毁灭时，父亲是海关的一个职员。他和我姑妈等的悲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嗣后的岁月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里。1934年，母亲生下姐姐刘心莲后，因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个男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父母都觉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面抗战后，父亲供职地重庆经常有日机去轰炸，为安全计，父亲自己留在重庆，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区，后又进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岳。这期间父亲当然也时来探望母亲和孩子。那时候避孕的办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亲感觉到自己又怀孕了，父亲知道后，坚决要她设法打掉。那时父母都是近40岁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儿）也已经快8岁，又正当国难时期，经济拮据，精神焦虑，不想再要多余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亲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遍寻偏方，积极服用，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服了那打胎药后，没多久便会感觉到仿佛有一双小手在抓挠她的肠胃，只有尽情呕出方能松快。急切中她甚至设想过从桌柜上跳下的恶性堕胎法。后来她感觉实在无法摆脱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了，便转而经常抚摩着隆起的肚皮，产生出了一种异常珍爱的情感。她把决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据说父亲正是在日本飞机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们炸出了一个来！一个抗日的小战士！”就这样，我于1942年6月4日凌晨，诞生在成都育婴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亲在我出生后，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
从小时候能懂事起，父亲就经常给我讲祖父的事。他希望我们孩子里能有人当医生，因为祖父首先是一个医生，而且一度是革命军的军医；其次就是鼓励我们有所著述，能出版个人专著。就我个人而言，我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医生，却毕竟成为了一个作家，到1999年为止，若把每一种版本的个人专著加以统计，在海内外已达90种，另外还有1993年出版的《刘心武文集》8卷。
已经有国内若干著名的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著作，但商务印书馆跟我约稿，还是第一次，虽然这只是《今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但对我个人而言，它的意义很不一般。这证明有些生命的链环是炸不断的，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更不是把老一辈的著作化为纸灰，就可以截斩的。
国家实现改革开放后，我在1981年、1997年两次应邀访问了日本。当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时，心情可能比一般访问者复杂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辈的许多人，曾把日本作为一个理想的地方，以为能从那里获得使自己民族富强的能力；据父亲回忆，从日本归国后的祖父曾常在家里穿日本和服；但是后来日本却一步紧逼一步地欺负中国，直至在1932年的“1?28事件”里，掷下炸弹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译著，使他未能在中国的那个发展阶段留下他本来可能产生出甚至是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痕迹。而我这个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重庆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里诞生的—如父亲所说，是炸出来的—可是我却也终于踏上了日本土地，进行所谓的文学访问；更令人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坛后，虽说若干作品被译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却以日本的译本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