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朱金楼先生
谈主编《中国漫画》的情况·谈三十年代所谓的“色情漫画”
朱先生在1980年年底回复了长信，分别就三十年代漫画刊物多的历史背景，《时代漫画》、《漫画生活》、《中国漫画》的创编情况，以及怎么看待当时庸俗之作较多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
（关于三十年代中期漫画刊物多的历史背景）“三十年代为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前夜，人们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高涨；加以上海当时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人、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出版事业亦较其他地方蓬勃；再加上海社会本身是个‘万花筒’，可以反映的东西特别多，漫画以其本身特点，比之其他文艺形态更有利于揭露日本侵略者和反映社会世相，所以它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当时类似这样轻便而尖锐的武器是‘杂文’，故当时可以说是杂文和漫画特别繁荣时代，所以一下子就办了许多杂文杂志和漫画杂志。”
（关于《时代漫画》、《漫画生活》和《中国漫画》）“在当时多种漫画刊物中自以《时漫》和《漫画生活》较有代表性。《时漫》最为老牌，实力雄厚，《漫画生活》对社会世相较具严肃态度，它也有经济后台。故这两家条件都较好（前者的经济后台为“时代公司”，后者为“三一印刷公司”）。《中国漫画》没有政治背景，也无经济后台，从创办、编辑到校对、跑印刷等都是一个人干的，而本人又是一个穷光蛋，所以做起来很吃力，疲于奔命。当时唯一驱使的力量是抗日宣传，那时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抗日思想在我头脑中是主导思想。当然也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还有‘租界’上‘巡捕房’（帝国主义的鹰犬）的迫害。但终于在经济等各方面困难情况下坚持下来，一直到上海‘八一三’沪战爆发，经漫画界同仁共同协商，在上海出版的漫画几乎同时停刊（抗战爆发那种形势下非停不可），共同出刊单张的《救亡漫画》，后因上海沦陷，大家也就离开上海，纷赴内地参加抗日实际工作。”
（关于怎么看待当时庸俗之作多的问题）“这问题比较复杂：第一，那时办刊物不像现在那样容易，现在可以赔国家之本，那时不能赔本，一赔本就得停刊，尤其是像没有经济实力的刊物。那时各漫画刊物都是有不少无聊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是为了迎合小市民，而迎合小市民的目的，是维持刊物的销路，否则办不下去的。那时大家有这样一种信念：要保持刊物的灵魂，也要保持刊物的生命，生命不能保持，灵魂也不能保持。所谓灵魂是抗日，而那些‘无聊的东西’则为维持其生命。这种‘信念’，现在听来好像滑稽，其实在那时并不太滑稽的。比如人在生活中一直是一本正经的固然不少，但有更多的人也喜欢在生活中加上插科打诨，只要他不丧失大节，依然是正派的人，不必责备其‘太无聊’。反之，就以《漫画生活》中人来说，他们刊物当时对于生活的严肃态度是好的，但后来其中竟有在香港沦陷时当上汉奸的，这才是不足为训了。第二，不要用解放后的社会去要求解放前的社会，尤其不要用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禁欲主义’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刊物，至于现在不也在大量流行‘大美人的年历和画片’吗？这与当时的‘无聊’东西在比例上究竟有多少差距呢？第三，不是过去的东西无可指摘，但要给以适当的衡量，刊物也要注意其‘大节’。不知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