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十字街头 6

孙郁: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就开始创作杂文。《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几个集子里写的时评最能体现他的智慧,都是针对现实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出的时评。

对于现实中的突发事件,鲁迅很快就会做出评论,当时很多文人并不关心这些。如阮玲玉自杀,鲁迅马上写《论人言可畏》,抨击小报对戏剧工作者私生活的报道。他的评论不像今天的某些时评充满怨声、骂声和戾气。他每一篇杂文都可以把玩,充满了志趣。而且里面又有小说笔法,也有散文、诗、绘画的质感。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这种怀疑与批判现实的姿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脉络上是否相同?

孙郁:不完全一样。传统知识分子,像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疾虚妄的文章,明末的李贽的非孔,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里对女性的关爱、对八股的批评,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变,最大的变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接手《民报》,从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开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报》那时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义,认为满族不好,中国要回到汉唐。很有英雄气,颇为感人,而想法不免简单,看问题还没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骂他们“立宪”、“保皇”,其实他们是“虚君”,往后还要搞共和的。那个时候读书人就开始干预政治,而且有一种狂士的精神。这个变化是从晚明的文人延续过来的。

到了鲁迅的时代,他的眼光更开阔。《民报》那些小说和翻译的文章水准都很平常,而鲁迅对西方的文化、文学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报》的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

孙郁:就是除批判以外,还有理性的建设精神。鲁迅收集的苏联版画有一本叫《引玉集》,他说:“人们都说我们这代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历史将证明我们同时还是新世纪的创造者。”他搞创作,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此外,鲁迅这一代与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把自己对象化。鲁迅经常怀疑自己,突然发现自己也有问题。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很容易成为奴隶,选择什么就会成为选择对象的奴隶。传统吃人,他经常觉得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加入左联好像是在革命,也可能成为左联的奴隶,这个选择可能也会戕害别人。

鲁迅晚年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要骗人》,他觉得自己做的事经常是心不由衷的。为什么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感兴趣?我们现在分析海德格尔、卡夫卡和鲁迅的生命感受是相近的,他们能够把自己对象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一方面对现实进行建设,同时他又警惕自己。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他既有现代性的一面,又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他一下子就跟西方如纪德这样的作家有了神似的一面,甚至比他们还要深刻。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写作,鲁迅在上海期间还加入了一些政治组织,比如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为什么他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孙郁:他没有主动介入这些组织,都是宋庆龄和蔡元培拉着他。当时鲁迅已经是一个社会名人了,他自知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萧伯纳访华,组织者要鲁迅出席,他以为未尝不可,但在周作人看来鲁迅是“做秀”。

其实,鲁迅对自己定位为是翻译者、书写者和编辑者,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可是需要他出面的时候,也会出席。他就觉得用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做一点事。因为知识分子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但日本占领东三省要侵占北平时,北京知识分子有个宣言。鲁迅在宣言上没找到周作人的签名。然后他跟周建人说,这个时候老二是应该出来签个名的。这不能用做秀或者私人的野心来理解。如果鲁迅有政治野心,他早就跑到庙堂里面占个山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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