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就开始创作杂文。《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几个集子里写的时评最能体现他的智慧，都是针对现实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出的时评。
对于现实中的突发事件，鲁迅很快就会做出评论，当时很多文人并不关心这些。如阮玲玉自杀，鲁迅马上写《论人言可畏》，抨击小报对戏剧工作者私生活的报道。他的评论不像今天的某些时评充满怨声、骂声和戾气。他每一篇杂文都可以把玩，充满了志趣。而且里面又有小说笔法，也有散文、诗、绘画的质感。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这种怀疑与批判现实的姿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脉络上是否相同？
孙郁：不完全一样。传统知识分子，像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疾虚妄的文章，明末的李贽的非孔，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里对女性的关爱、对八股的批评，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变，最大的变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接手《民报》，从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开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报》那时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义，认为满族不好，中国要回到汉唐。很有英雄气，颇为感人，而想法不免简单，看问题还没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骂他们“立宪”、“保皇”，其实他们是“虚君”，往后还要搞共和的。那个时候读书人就开始干预政治，而且有一种狂士的精神。这个变化是从晚明的文人延续过来的。
到了鲁迅的时代，他的眼光更开阔。《民报》那些小说和翻译的文章水准都很平常，而鲁迅对西方的文化、文学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报》的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
孙郁：就是除批判以外，还有理性的建设精神。鲁迅收集的苏联版画有一本叫《引玉集》，他说：“人们都说我们这代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历史将证明我们同时还是新世纪的创造者。”他搞创作，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此外，鲁迅这一代与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把自己对象化。鲁迅经常怀疑自己，突然发现自己也有问题。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很容易成为奴隶，选择什么就会成为选择对象的奴隶。传统吃人，他经常觉得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加入左联好像是在革命，也可能成为左联的奴隶，这个选择可能也会戕害别人。
鲁迅晚年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要骗人》，他觉得自己做的事经常是心不由衷的。为什么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感兴趣？我们现在分析海德格尔、卡夫卡和鲁迅的生命感受是相近的，他们能够把自己对象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一方面对现实进行建设，同时他又警惕自己。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他既有现代性的一面，又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他一下子就跟西方如纪德这样的作家有了神似的一面，甚至比他们还要深刻。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写作，鲁迅在上海期间还加入了一些政治组织，比如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为什么他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孙郁：他没有主动介入这些组织，都是宋庆龄和蔡元培拉着他。当时鲁迅已经是一个社会名人了，他自知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萧伯纳访华，组织者要鲁迅出席，他以为未尝不可，但在周作人看来鲁迅是“做秀”。
其实，鲁迅对自己定位为是翻译者、书写者和编辑者，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可是需要他出面的时候，也会出席。他就觉得用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做一点事。因为知识分子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但日本占领东三省要侵占北平时，北京知识分子有个宣言。鲁迅在宣言上没找到周作人的签名。然后他跟周建人说，这个时候老二是应该出来签个名的。这不能用做秀或者私人的野心来理解。如果鲁迅有政治野心，他早就跑到庙堂里面占个山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