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谈到了对士大夫的文言文的反感：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对文言文厌恶到这种程度，是刻骨的经验在起作用的。他说菲薄古书的，唯有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对的。那些旧的文选有许多乃信口雌黄，或者自欺与欺人。在他看来，那些古老的遗存，与今人的个性殊远，根底是，它们还是奴性的语言。
今天的青年不易理解鲁迅的这种想法。普遍的看法是，孔子的话，朱熹的话，康有为的话，不是很有人情味儿和哲理么？可是现在谁能知道，那些被人借用过的语言，扼杀过多少青年的生命；那些溅血的遗存，以及低眉的战栗之语，早被儒雅的士大夫的历史叙述遮掩过了。
他对奴性语言的警惕，是从对旧道德的颠覆开始的。而铲除那些旧道德的办法，则必须具有一种牺牲自我的精神。他有一句话，曾感染过许多学者，那是讲到长者对青年的态度的时候，有如下的独白：
这样的独白，倒让我想起释迦牟尼、耶稣的精神，他们身上普度众生的悲壮感，在其身上也有作用吧。而这种牺牲了自己，去救别人的举动，中国历史上的哲人不多见，或者说是极为鲜见的。
鲁迅和孔子的关系说起来意味深长，他们在根本点上，是那么的不同。鲁迅在许多层面的选择，恰是从告别孔老夫子开始的。
鲁迅那代人反对孔子的某些思想，是基于生命进化的考虑的。孔子学说到了后来最大的问题，乃与生命的自然发展相对，保护腐朽的，遏制幼小的生命。儒家的伦常本来是促进生命的和谐的，可是在后来的演进中却被“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置换了。那结果是以长者为本位，铲除了幼者的土壤。这个在宋明理学中，显得很突出。以致在晚清和民国，还有它的余荫在。鲁迅的这个思路，和泰戈尔很像，即把学理和礼教制度区分开来。泰戈尔讲到宗教与宗教制度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中国，儒学与儒教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如此。道德的建立，在中国后来完全扭曲了。让鲁迅痛心的是，这些存在完全忽视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在中国，男尊女卑，老人政治与男权主导一切，在鲁迅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而我们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秩序里，似乎与人性的本然有倒置的关系。五四后，鲁迅在多篇文章里讲到儒教的错误，文章写起来显得很沉重。
他自己的婚姻，就是旧道德的结果。爱情是什么，很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无爱的婚姻的痛苦。因为有彻骨的痛在，对道理里的演化出的非人性的存在，便有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加入《新青年》队伍，也有认可新的道德观的冲动，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到炮轰孔家店的行动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