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口述历史的动机与常人不同,有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的因素。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接受和完成口述历史的原因与内部动力。它影响着口述者为什么而说,选择什么说,说到什么程度。这就直接关系到口述历史的价值。
自1936年底南京军法审判后,张学良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外界听不到他的一点声音。张学良性格耿直,是位有话憋不住的“东北汉子”,他何以能“锁嘴”54年?当然首先是政治处境不允许他说。关键是他一肚子话憋了54年,居然没有憋出毛病来,还活了101岁,这就与他的信仰有关了。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的“多言多败,多事多害”,佛家的“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基督教的“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观念,使他走向顺从、忍耐、忏悔、谦卑之路。他在口述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说?明白的人用不着和他辩,你和他争辩干什么。人啊,为自己申辩最无耻,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我毫不计较这事情。我喜欢研究历史,这历史的翻案不知道多少回,将来的都不知道了。胡适之也说过,历史看法是因人不同的,这个事情很难说。看他的立脚点、出发点、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历史没有定评,要紧的就是一件事情——正义。”“我是个基督徒,有这样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复。’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抱不平,上帝会报。”
那他为什么后来又打破了“锁嘴”梦魇,开口说话了呢?一是他认为“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他是“过来人”,应该给“问路人”指个路。二是他在“锁嘴”期间,读了一些书,深感“最近之现代史,疑案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三是他把口述历史视为“证道”。“所谓证道,就是你给那件事作个证。”“给上帝做见证。”
他是过来人,有给迷路人指路的义务;其他人说的有失真之处,他有纠正的责任;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做见证”是基督徒的“天职”。所以,当新闻记者问他为什么开口说话时,他回答:“我接受日本NHK电台访问,我是要对日本青年说几句话,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再存过去日本人那种思想……我是劝现代的日本青年,世界上大家都应该和平相处。”
为什么要对年轻人说几句话?他认为“现在的教育是相当的失败,使我们念书的,不论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你问他们脑子里是什么?就是没有宗教信仰,……若脑子里有的信仰就是金钱,那问题就大了。”张学良:《对台视观众谈人生信仰》。劝青年学生爱国、树立信仰,是他开口说话的原因之一。赵一荻解释张学良为何做口述历史时说,“我们传福音就是人得悔改了,叫人不要再崇拜金钱肉欲了。”张学良和张之宇、张之丙多次说过,“我们现在谈话,就跟传福音一样”,口述历史,绝不是“来宣传我自己,我是借着这个来传福音。”“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讲给人们听。”从他做口述历史的动机看,已经注入了宗教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