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十分漫长，在漫长的黑夜中曾一度和佛学走得比较近，接触过的习佛者、和尚、活佛也不止太虚一人，但对太虚印象深刻。1992年1月15日，92岁高龄的张学良还想起了太虚，此时太虚已经圆寂55年。张学良说：“太虚，我跟他很好，我跟他俩处得不错。……太虚这个人呐，我可以现在讲，他是个政治和尚。”
纵观太虚一生，他宣扬的佛法确实是人间佛法。有人说他是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在张学良眼里，他是为了政治而宣扬佛教，所以说他是“政治和尚”。为了说明他是“政治和尚”，张学良举了两个例子：一次，他俩在一起谈佛，太虚告诉他，他信佛教是一种政治关系。他对佛教“并不信”，最起码“他并不深信”，“虽然他不肯这么说了”。“他说四大金刚什么，那都是一种……叫你起一种威，叫你有一种害怕。”其实，四大金刚什么的“完全没有那么回事儿。”还有一次，张学良听太虚讲禅，禅台下的信众都跪在地上听，“他在上头讲禅”，“我也听不懂他的话，他们说的南方话，我不懂。”“他讲了好半天，好半天。”听禅的人都走了，太虚禅师“回屋子吃饭，我吃过饭了，我就问他你讲的什么玩意儿。”太虚说：“唉呀，愚妇愚夫啊。他说，这没什么意思。”因此，张学良认为：“他是个政治和尚”，“想用佛教传政治”。
张学良说太虚是“政治和尚”是有道理的。太虚在国难当头时，并不像有些信教者不问世事，埋头念佛，而是借用佛教的力量，教化众生，积极参与政治。对张学良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太虚曾发表告佛教徒书，号召众僧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张学良在北方指挥东北军孤军抗战，太虚在上海通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号召团员从军抗日，积极募捐，支援前线。太虚法师在张学良指挥抗战，陷入困境时，奋然挺身，施以援手，血性汉子张学良不能不为之动容。
一位政治囚徒和一位政治和尚自然有一种天然的因缘。在溪口，一位主张抗日却身陷羑里，一位身在佛界却号召抗日，两人在大山中相见，自然彼此倾心。大概正因为如此，张学良直到晚年还对太虚禅师念念不忘。
有一位佛教法师写了一本《平凡的一生》的自传，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这位作者是印顺法师，太虚大师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时的弟子。1952年这片“落叶”“流”到了台湾，比张学良晚到六年。
印顺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善导寺，受聘为导师。不久，国民党内部刊物登载一条类似公告性的消息：指斥印顺前一年在香港刊行的《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台湾“中国佛教会”随之行文各地佛教团体，要求封杀印顺的著作。此后，印顺法师遭到警总与台湾情治单位的注意。本来行事低调的印顺法师行事更加低调。他被迫离开台北，来到张学良在台湾的第一幽居地——新竹，创办了新竹福严精舍。1957年2月，张学良在刘乙光等人的“随护”下来到福严精舍“小坐并午餐”，印顺法师的副手演培和尚相陪。1995年感恩节那天，张学良在夏威夷华人教堂做礼拜时说：“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个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