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之三：不要忘记历史的罪错，“忠”而不“恕”，也是一种极端
张学良的日本观不仅富有沧桑感和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更富有人性化的恳切和博大。
“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语出自《论语·里仁》篇。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段文字的大意是：孔子说：“曾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曾子说：“是的。”孔子出门以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到极点，没有恕道。这个日本NHK承认现在日本还是这样的。”
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极端的道路，就是日本把“忠”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
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模仿文化，这种模仿文化带有极强的自我选择性，它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就吸收，并且无限放大，认为不利于自己的就摒弃，甚至彻底丢掉。武士道以日本固有的神道信念为基础，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代，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等。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学和佛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儒学是有基点的，是完整的、协调的，是讲是非的，离开了“仁”的基点，“忠”与“恕”就分家了，不能执守两端，就会导致极端。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忠诚”变成了“皇国论”；“信义”变成了“大和魂”，欺弱媚强成了日本的国格；“尚武”变成了“崇尚杀戮”，军刀成了勇敢与地位的象征；“名誉”演变成了不分是非的不犹豫、不投降、不怕死和剖腹自杀。这一畸变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了极致，“武士”变成了虐杀狂和自虐狂。
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阶层排序都是“士农工商”，但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儒家的“文士”讲究“君臣义合”、“忠恕之道”，但日本“武士”只重视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呢？儒家学者认为“忠者”即“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其意为：所谓“仁者”，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于世，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要富贵，也要不影响别人富贵；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关于“恕”，孔子明确讲其内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实际运用，其基本精神就是推己及人。“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以正辅人谓之忠”，“忠”是有是非的；“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谓之恕”。张学良把“忠恕之道”从人际关系推及“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一家”思想在现时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