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嫩的心田流淌着古老的传统(7)

忠告之三:不要忘记历史的罪错,“忠”而不“恕”,也是一种极端

张学良的日本观不仅富有沧桑感和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更富有人性化的恳切和博大。

“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语出自《论语·里仁》篇。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段文字的大意是:孔子说:“曾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曾子说:“是的。”孔子出门以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曾子说:“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到极点,没有恕道。这个日本NHK承认现在日本还是这样的。”

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极端的道路,就是日本把“忠”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

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模仿文化,这种模仿文化带有极强的自我选择性,它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就吸收,并且无限放大,认为不利于自己的就摒弃,甚至彻底丢掉。武士道以日本固有的神道信念为基础,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时代,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等。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学和佛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儒学是有基点的,是完整的、协调的,是讲是非的,离开了“仁”的基点,“忠”与“恕”就分家了,不能执守两端,就会导致极端。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忠诚”变成了“皇国论”;“信义”变成了“大和魂”,欺弱媚强成了日本的国格;“尚武”变成了“崇尚杀戮”,军刀成了勇敢与地位的象征;“名誉”演变成了不分是非的不犹豫、不投降、不怕死和剖腹自杀。这一畸变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了极致,“武士”变成了虐杀狂和自虐狂。

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阶层排序都是“士农工商”,但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儒家的“文士”讲究“君臣义合”、“忠恕之道”,但日本“武士”只重视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呢?儒家学者认为“忠者”即“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其意为:所谓“仁者”,就是自己想要立身于世,也要让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要富贵,也要不影响别人富贵;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关于“恕”,孔子明确讲其内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实际运用,其基本精神就是推己及人。“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以正辅人谓之忠”,“忠”是有是非的;“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己量人谓之恕”。张学良把“忠恕之道”从人际关系推及“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四海一家”思想在现时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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