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4岁那年，日俄两国在他的家乡展开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日俄战争。辽阳、旅顺、奉天的老百姓被卷入战争。张学良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地方上都完了，地方官、治安都完了。”一位西方传教士也同情地写道：“不是自己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却因此受苦、甚至死亡。……粮食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高粱秆是普通价格的6倍。”战争结束了，俄国人被打跑了，更加狂妄的日本留下来了。日本人“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人视为被征服民。”日本“抱着轻蔑的态度”，“看不起中国”。〔英〕杜格尔德·库里斯蒂：《奉天三十年》。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战前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以长春为界分为两截，占据了长春至大连段铁路，即南满铁路，也从俄国人手中夺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战争和以战争相威胁。1914年，先是德俄宣战、德法宣战，继之，英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派兵占领了德国于1898年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地区。次年，又以武力相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张学良非常悲愤，他说：
那时我很悲观，思想消极，为什么悲观？我看东北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了，“二十一条”那一签，我们东北人差不多是半个亡国奴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朝鲜人第二了。那时候日本已经是个强国，我国没有什么力量去对抗。那心里非常难过，闷得上，觉得干什么都没啥前途。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颇受刺激，因是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国家观的萌芽。这一萌芽发端于对超越自身利害、荣辱、年龄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引发的忧患意识，促使他走上了探索国家前途的漫漫人生路，开始将国家的命运萦系于心，逐渐萌生出为挽救国家命运需要做点什么的决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