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责任越重的灵魂越难承其轻
不是所有人都配“孤独”这一词汇的，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没有崇高追求和责任意识的人，一个热心于玩弄权术的人，内心里没有值得别人崇敬和理解的灵魂，他的心里没有悔罪的十字架，这种人也有“得不到的”痛苦，也会遇上被人骂的窘境，但他有的只是寂寞和空虚，永远不会感受到真正孤独的滋味。
下野游欧，张学良徜徉在异国的风景之间。可风景越好，看到异国越发达，他越痛苦，越孤独。因为他身在异乡，心还在祖国。他放不下对国难的愁，对东北军的牵挂，对家乡父老的惦念。“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注：张学良：《致王树翰函》1933年5月12日，意大利。）
越是情感丰满的灵魂，往往越对残缺敏感，背负责任越重的灵魂，往往越难承其轻。
想打日本，偏要让他打红军
从欧洲归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人，被安排在离老家更远的地方；一心想雪耻复仇的人，被安排去打与他不相干的红军。从湖北打到陕北，越打离老家越远，越打自己准备打日本的本钱越少。
日本人对我张学良有夺土之仇，杀父之恨。（注：张学良与张治中谈话。）
要讲抗日，没有谁比我的愿望更迫切，也没有谁的决心比我狠。（注：张学良与警卫人员谈话。）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
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是我张学良的敌人！（注：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2月。）
在数路“诸侯”和全国抗日的声浪中，他秘密地向抗日口号喊得最响的共产党靠近，经过几番会谈，他只身向“国王”哭谏，要求枪口一致对外，联共抗日，在数谏无效的情况下，和杨虎城在西安导演了一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伟剧。
我不反蒋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
捉住蒋介石，八项主张一发表，他以为会得到各方的赞同，最起码一直嚷嚷反蒋抗日的人会表现出欢欣鼓舞。令他震惊的是：“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叫我的倒好。”
令张学良大惑不解的是，他把蒋介石都抓起来了，四处通报求援、揭竿响应的不是反蒋，而是拥蒋；雪片似飞来的电报不是对他的支持，而是对他的谴责！尤其是北方各将领，转弯90度，两面讨好。
冯玉祥刚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还夸赞张学良：“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但他却公开谴责张学良“违法犯纪”、“少不更事”、“动摇国本”。
事变第二天，张派代表乘坐蒋介石座机飞往太原，阎锡山表态：“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张的代表还没离开太原，阎发表一个气得张学良七窍生烟的电报：“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证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莫斯科的态度在所有人意料之外，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起义”是“中国亲日派的阴谋”，目的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
张学良伤心、气恼、不解，他问中共代表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一次，张学良手里拿着苏联评论的新闻记录下楼，自言自语地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注：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