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 哀歌的屋檐(2)

六岁的阿庆长得可爱,机灵乖巧,正是跑跑跳跳的年纪。某日黄昏,一个顽皮的十二岁男孩赤裸全身,自脸至脚涂抹田泥,看阿庆走来,躲入竹丛,忽地窜跳而出吓他,阿庆惊哭而连连梦魇,不多久,喊肚子痛,伏在他姐姐的背上已失去神采,垂目而亡。

阿嬷失去第二个儿子,她不提这事,不曾描述六岁孩子的模样,我猜,那绝对是扯裂心肝的悲伤。

家族墓园里躺着三个男的,一个青年,一个婴儿,一个儿童。

近六十年之后,我告诉阿嬷我要来去嫁了,她问那未来的孙婿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的名字有个庆字,你就叫他“阿庆”好了。那时,她八十二岁,全盲,忽然表情下沉,抿嘴不语,我问她:“叫阿庆不好啊?”她有了愠意:“不好,那是你阿叔的名字。”我辩说:“人家他老爸老母给他取的,跟阿叔同名有什么关系?”她欲言又止,说:“不好就是不好!”她坚持以较难发音的他的姓来指称他,一嬷一母皆以姓氏叫孙婿、女婿,完全违背礼俗与家常用法。我理解阿嬷的心理,除了不祥的考量之外,“庆”这个字只能属于她的六岁儿子,只能用来标记她的悲伤。

还有一个女儿,落土即夭。阿嬷也很少提她,取了小名曰阿婴,依俗不能入住家族墓园,阿嬷以红纸圈着一个凤梨罐头,做香炉,宛如是小闺女的红瓦小阁楼,安放在餐桌旁的墙壁凹槽,保留同桌共餐的情感想象,不让她成为无处可去、无人祭拜的孤魂。逢年过节,她叫我点三炷香,“去拜你阿姑”,所以我昵称之为“罐头姑姑”。阿姑长大了,吵着要嫁,这是阿嬷感应到的,经人媒合,办了冥婚,从此阿姑有人拜了,红瓦小阁楼回复成空罐头,自此撤除。

阿嬷身边只剩一个长子,三个女儿。

她把嗜吃白饭的二女儿送给同村的殷实地主做童养媳,盼望她在那里有大碗大碗的白饭可吃。岂知,那养母视她如奴,骂她殴她虐她,她逃回家,哭求:“姨啊,我不要回去!”阿嬷认为做人要守诺,牵她的小手送回养家。养母继续骂她殴她虐她。于今,这老养女我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亲二姑,回想往日苦处仍会老泪纵横,想一遍,哭一遍。在当时,我们眼中所谓纯朴的农村,虐待养女乃是表面上贤淑知礼的妇人关起门来理所当然的管教行为。那被打耳光、捏脸颊、拍脑袋、用竹扫帚枝条狂抽全身的养女,不准号叫,打完,命她在蒸腾夏日穿长袖衣裤,以遮掩血迹斑斑的杖痕。

几绺粗麻揉入丝绸礼服里,仍是丝绸礼服。偶尔的残忍作为编入知礼数、懂人情的女规里,仍是有德之妇。人性是看不起比自己低下的阶层的,一个被贫困的原生家庭放牧出来的女孩,她就是个奴,既是奴,就要用对奴的方式对她,骂她殴她虐她,理所当然。这是当时大部分养母的共识。而这些养母,后来都在童养媳事母至孝的侍奉下安享晚年。从来不需要说抱歉。

我曾问她:“阿姑逃回来,你怎么那么条直,还把她送回去给她养母修理到金摔摔?”她怒道:“我哪知伊这么夭寿,心肝这么狠,打囝打到那款形?”以下是一串不甚悦耳的言辞。

两个女儿在台北学艺挣钱,独子当完兵回家学做生意、娶妻生子,阿嬷的艰苦岁月应该告终了。

确实,当时看起来是如此。

我母来自滨海小村,贤惠多艺,学裁缝、善料理,文武全能。我是第一个降落在这户屋檐的孩子,正是这个家转为欣荣之时——这也注定,我的家庭角色是协助它再度欣荣。阿嬷是四十八岁的年轻嬷,对我极其疼爱,采买、巡田出入必背,炫耀于天地山川之前。直到五十七岁,她辖下共有五个内孙,二男三女,一屋八人,孩童追鸡赶鸭、婴儿索奶啼哭,轰轰闹闹,十分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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