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在这里，由洛阳名园之兴废，写到了天下之治乱；由天下之治乱，写到了有唐一代的兴亡，从而为当今“公卿大夫”敲响了警钟。虽文字不长，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作者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饱读诗书的李清照当然知道唐代的贞观之治，也知道开元之盛、天宝之乱，大唐帝国的盛衰兴亡史，她是十分了解的。她虽知道那场“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大唐大伤了元气，但她却从来没想到，这一切皆是由于公卿大夫“放乎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治”造成的。读了父亲的文章，使她有了一种顿开茅塞的感觉。她又联想到当今：这些年来，汴京造园之风大盛，贵族富商皆倾心营建园圃，如城南玉津园、城北瑞圣园、城东宜春园、城西琼林苑等，都是名震全国的豪华园圃。徽宗登基不久即有消息从宫中传出，朝廷准备营建艮岳（又名万岁山），那将是一座周围10余里的大型皇家园林，里面不仅要有山林池沼、楼台亭榭，还有奇花异草、飞禽走兽。总之，凡是天下园林中有的，艮岳都要有；天下园林中没有的，艮岳也要有。当初乍一听到这一消息时，李清照还曾为这一规划之宏伟而兴奋过一阵子呢，今天读了父亲的文章，一抹隐忧不禁袭上心头。她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不祥最终是一种什么结果，她一时还说不清。若干年后，李清照当年的这种不祥之感变成了现实——由于徽宗赵佶大造园林，“花石纲”使百姓负担过重，再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朝廷只顾镇压农民起义，国力空虚，北边境外之敌在不断的捣乱之后，竟长驱直入，一气打到开封。不仅费时6年建成的艮岳被铁蹄践踏成了废丘，连赵佶本人也当了亡国俘虏。这一结果，是李清照当时万万不敢料想的。但她在读了父亲的《洛阳名园记》后已清醒地意识到，大唐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当今“公卿大夫”们不可不察。
这一年，李格非因为公务到南方走了一趟。他此行在樊口（今湖北鄂州）见到了诗人张耒。张耒（字文潜）是苏轼的得意门生，论起来应当算是李格非的师兄，他与同出苏轼门下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诗人。李格非与张耒早年便是好朋友，此次在樊口巧遇，能不高兴？听说张耒是刚游完庐山，准备由樊口过江去寻访黄州东坡故地的，李格非便亲自划着一只小船送他过江。二人饮酒赋诗，畅谈良久，十分惬意。更让李格非高兴的是，张耒还把自己前不久作的一首《题中兴颂碑后》七言古诗亲自抄给了他。李格非回到汴京后，就把张耒的这首诗交给了李清照。
李清照对父亲的挚友张耒一向十分崇拜，张耒的诗词她读过不少。对父亲带回来的这首诗，她读得格外认真。
张耒这首《题中兴颂碑后》，是写唐代“安史之乱”的一首咏古诗。所谓“中兴颂碑”，是指湘江支流浯溪（在今湖南祁阳县）石壁上的摩崖石刻，上面刻有唐代著名文人元结作的《大唐中兴颂》。元结的这篇颂文，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当时“安史之乱”已基本平息，唐兵已收复了长安。元结认为大唐由此可以“中兴”了，于是写了这篇颂。此文后经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后，刻在了浯溪石壁上。该摩崖石刻被人称为文、书、崖“三绝”，成了著名胜迹。张耒这首咏古诗，就是在观赏浯溪中兴颂碑后创作的。诗中在简要追述了“安史之乱”的大致经过后，主要对郭子仪等人再造唐室的功绩进行了歌颂。在诗的结尾，诗人发出了“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的感叹。客观地说，张耒这首咏古诗在艺术上并无多少独到之处，在他的全部诗词作品中，此诗并非上乘之作。但是，这首诗却让李清照捧读再三，十分激动。原因就是她刚刚读过父亲的《洛阳名园记》，心中那种忧国情结与此诗所咏的那段历史，又在心中擦起了火花，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李清照心头迸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