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官场的惯例，因为庐州知府就驻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驻在省城的官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本为是不打算按照这个规矩执行。但是东西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一片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领草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笑了，说你打开我看看是什么。鲍超打开来，曾国藩细细看了一遍，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知道曾国藩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原来容闳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有时候，属下给他送礼，他也会全盘收下，然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他的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书，叫《元和郡县志》，曾国藩很喜欢这本书，就收下了，收下后回赠给莫友芝一部《通鉴》。
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每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习惯，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藩这里，看到曾国藩的菜里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
曾国藩回答：“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被曾国藩拒绝。渐渐曾国藩之不收礼成了风气，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赵烈文一听，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就是说，大清二百年来，只有你这一个总督衙门能做到这样。
以上我们说的是曾国藩如何处理礼品的问题。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工作准则的第一条，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原文翻译成白话就是：
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我经常见到督抚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倨傲之色、严厉之声，这种作风实可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时，不可稍涉傲慢。
第二条是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不准向有关衙门荐举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由于势之所在，其他人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概不准荐人入军队或者州县衙门。
门子不过是总督身边的低级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