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这个个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因为穷，许多京官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他们一般是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铭，虽然级别和曾国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国藩滋润多了。他娶了三个妾，还成天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召歌郎行乐”，冶游宴饮听戏每年都要花掉大笔银子。他的钱从哪儿来呢？原来他特别善于和地方官交际，替地方官在北京办了不少事，获得了大笔报酬。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像李慈铭那样获得过灰色收入呢？曾国藩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做圣人”，金钱观有了重大变化。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三十岁这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难道曾国藩的京官生活就永远这么清贫吗？也不是。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曾经发过一笔横财。
因为皇帝们也知道京官很穷，所以偶尔给他们提供点改善生活的机会，什么机会？就是派往各地，做乡试的主考官，到各地选取举人。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得到这个差事。因为想当主考的人太多，所以后来朝廷就通过考试来选拔。谁考试成绩出众，谁就去外地当主考。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试”。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他在家信中说：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掉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二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为了这次能考上主考，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补补自己的身子。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红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所以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