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读者或许会把“纸巾大战”和其他偏离麦当劳标准的实践（如延长用餐时间与候座等）看作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种种规范的反抗。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这并未真实反映香港的社会生活。在研究中，我总是给调查者足够的机会来提出对麦当劳的批评或表达对跨国公司的不满。在第四章中，朴相美也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韩国消费者对在麦当劳就餐所包含的政治意义的高度敏感。韩国的公共舆论一直紧盯跨国公司的行为和它们开拓本土市场的举动，不仅是知识精英和学者，甚至社会大众也一直对外来资本充满敌意。
在香港，情况则完全相反。在公众场合和私下里，人们都不会谴责跨国公司。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跨国银行、外国公司、外来投资者，香港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一个准独立的经济体存活下来。在这样的环境里，麦当劳不过是构成了香港经济的成千上万公司中的一个，并不会成为政治争论的目标。
香港麦当劳几乎全靠进口：牛肉、鸡蛋、土豆、生菜、食用油、苹果派、一次性餐具。大量的原材料来自内地，但也有一些仍然来自美国，包括爱达荷州产的土豆。在东亚的其他地区，这种进出口上的严重不平衡往往会被媒体视为是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因此麦当劳会尽量使用本地的食物供应，在韩国是这样，在亚洲以外的英国、巴西、俄罗斯也是如此。香港或许是唯一例外的地区，当地没有能力提供公司需要的原材料，所以，单单把麦当劳挑出来进行指责也就不再有必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批评麦当劳。在1992年10月15日和次年的同一天，一批大学生在香港最繁忙的麦当劳（位于尖沙咀的天星码头）门口组织了示威行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这一天组织抗议活动，控诉麦当劳对环境的破坏。学生们散发传单，指责麦当劳从热带雨林地区购买肉牛，破坏了当地的生态。而实际上，麦当劳制定了严格的规定，禁止从这些地区购买肉牛。但是，和美国到处传播的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一样，谣言是止不住的。传单同时也谴责麦当劳传播了美式垃圾文化，这些指控基本是照搬英国示威者散发的传单。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的抗议将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地媒体往往会对公共抗议大加渲染。虽然当晚的电视节目报道了这一新闻，但这并未引发太大的社会反响，多数学生也对此无动于衷。虽然有一些持续的零星抗议，但这种示威并未像在墨西哥、英国和法国那样，引发大众和媒体持续而苛刻的关注。
和大众想象的恰恰相反，实际上，香港的麦当劳把自己塑造成为推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先锋。麦当劳资助了一系列学龄儿童的生态夏令营，也支持当地的大学举办“绿色能源工作坊”（Green Power Workshops）。公司还按照美国的福利模式，组建了亚洲第一家“麦当劳叔叔”儿童医院。公司的广告则致力于把麦当劳打造成为本土的文化，与社区的健康紧密相关。正如1994年公司印制的一份双语传单所说：“我们也是香港的一部分。”显然，与其他快餐业的竞争者相比，麦当劳把自己塑造成了积极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司，这使反对者们无可置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