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华生（James L. Watson）
在全书的开头，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缘起。为什么我们选择了快餐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这五位人类学家要致力于麦当劳在东亚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并不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课题。
我必须承认，这项研究不是我主动的意向，而是时势使然。自从1960年以来，我和夫人鲁比·华生（Rubie Watson）一直在香港新界开展田野调查，考察人类学者向来关注的宗族组织、继承形式、祖先崇拜、风水文化与大众宗教。每年，我们都与接待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两个干儿子）去元朗这个繁华都市中的小镇吃港式茶点。1989年1月，我们又照例来到这里，我们的香港朋友建议：“去个新的地方吧，孩子们喜欢在那儿吃。”
下了出租车后，我发现，矗立在眼前的是一栋闪亮而庞大的三层麦当劳餐厅。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迷失了方向：我身处何地？我低声向妻子嘀咕：“大老远从波士顿飞来，竟然是为了吃麦当劳！”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去了。而且，此后每年到香港，我们都会去麦当劳。在我的香港干儿子那代人的生活中，麦当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他们被麦当劳所改变，也被麦当劳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所吸引。
数次到访元朗的麦当劳后，我认识到，这一现象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不能忽视它，必须对它做出阐释。我邀请四位同事参与进来，展开对五个东亚地区的比较研究。在讨论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感受，惊异于快餐产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周围人们的生活。
正如读者所知，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几乎被公认为国际化商业和大众文化的标志。96%的美国儿童熟知麦当劳，香港和东京的比例同样居高，北京也在迎头赶上。
毫无疑问，很多人对麦当劳有着明确的看法，并假设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个体都秉持相同的态度。比如，环境主义者和政治激进分子们宣称麦当劳是邪恶的象征。美国的知识分子把麦当劳贬斥为一种使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的帮凶。我的一些学界友人甚至否认他们曾踏入麦当劳一步。那些承认去过这一“禁地”的则声称是被孩子所迫，并严肃地辩解其实他们并不喜欢那儿的食物。其他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处于最低收入线上的工薪阶层，却把麦当劳当作上帝的恩赐——那是他们的另一个家，仅花不到10美元就能获得全家的温饱。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麦当劳就是等同于美国，体现了美国佬式（Yankee）的帝国主义。如1994年11月4日，《纽约日报》报道：“为了反对《加利福尼亚州第187号法案》，今天墨西哥市约有40个蒙面歹徒洗劫了麦当劳”，“还有人把‘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贴在麦当劳的玻璃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