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