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行陌路 阿喀朗·汗的倒影

收到阿喀朗·汗的邀请,是在他与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 合作的舞蹈在北京演出时。之后, 我们一见如故, 他的经理法鲁克·乔杜里(Farooq Chaudry)谈到四年前曾经与我的作品相遇,并向阿喀朗提起有机会应该合作, 因此这次见面, 顺理成章地就把我们拉在一起。

当阿喀朗问我,他应该以什么作为题材?我看着他:年过三十,在西方的主流舞蹈世界中,经历了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的脸上仍时而出现孩子气的纯真。长时间在西方的舞蹈语汇中,他的舞蹈风格十分强劲。“何不尝试回到自我?从形式中回到精神层次,可以考验自己的实力。”我的意思是,创造一个比较内化的作品。这得到他的认同。从这一刻开始,我对舞者身体里的文化性有了更深一层的关注。在舞台上,当聚光灯都在舞者身上打亮,他交出来的不只是身体,甚至是完完全全的灵魂。所有记忆都会化成演出的情绪,舞台的魅力就在于那种不可说谎的身体语言。长期在西方的文化基础上创作,容易显得观念性,这跟东方表演的情态有着微妙的不同。东方人在形式基础以外,拥有个人情绪控制的艺术,把这一关把好,演出自然会精彩动人,如果把故事设定在真实经历的范围,情绪就不用怀疑。

在表演艺术中,控制情绪是极深奥的学问,必须不多不少,在含蓄与爆发间做到高度自觉。演出与观众的接受是一层非常薄的膜,很容易就冲破这个界限而显得粗俗。在亚洲表演艺术里,这道功夫是演出精湛的关口,是可以把观众带往高处的默契。

阿喀朗是伦敦出生长大的孟加拉国人,当创作进入一个成熟阶段,他才意识到孟加拉国对他的意义,从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产生了无比的重量。然而,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我可以看出他内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曾在我的创作过程里造成摇摆。我一直在试探,发觉这种内在反应在创作过程中越来越强而有力,进进退退之间我也只能找到阶段性的答案。在这个时代,不管你在什么国家,有什么样的生活背景,观念就是力量,必须找寻一种能够传达观念的语言,它是超越西方语境的,却能够得到认同与定位。

对阿喀朗来说,这是一次富有转折意味的重要演出。我们在银泰中心共进早餐,我对他的舞蹈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融合了古典的印度titanium舞与现代舞的观念,拥有传统舞蹈艰深训练下的突出技能,但对世界的观察是当代的。我们来自东方的两个不同世界,却都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媒体难以了解的世界。我们都在寻求一种文化情绪的交集。阿喀朗的故乡孟加拉国,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英国殖民政策,造成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分裂后形成印度、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深入了解孟加拉国历史背景时,发现小邦孟加拉国曾出现过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是思想家,他的诗歌、散文、小说,都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对孟加拉国的民族精神尤为重要。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他成为反战斗士,大力声讨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然而,他的外表却温文儒雅、风流、浪漫,让全世界印象深刻。另一位杰出人物圣雄甘地,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赴英留学,去学习西方知识、西方体制。回国后,他脱去了在英国当律师时穿的西装,改穿不代表任何宗教团体的民族服装纱丽。在贫穷国度,他顽强地带领不同信念的人群,提出非暴力抗议行动,最终使英国让步,退出印度。甘地的成就使我对此地加深了好奇。虽然动乱并未因独立而停息,但不流血和平解决纷

争,在今天看来意义格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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