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阿喀朗·汗的邀请，是在他与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 合作的舞蹈在北京演出时。之后， 我们一见如故， 他的经理法鲁克·乔杜里（Farooq Chaudry）谈到四年前曾经与我的作品相遇，并向阿喀朗提起有机会应该合作， 因此这次见面， 顺理成章地就把我们拉在一起。
当阿喀朗问我，他应该以什么作为题材？我看着他：年过三十，在西方的主流舞蹈世界中，经历了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的脸上仍时而出现孩子气的纯真。长时间在西方的舞蹈语汇中，他的舞蹈风格十分强劲。“何不尝试回到自我？从形式中回到精神层次，可以考验自己的实力。”我的意思是，创造一个比较内化的作品。这得到他的认同。从这一刻开始，我对舞者身体里的文化性有了更深一层的关注。在舞台上，当聚光灯都在舞者身上打亮，他交出来的不只是身体，甚至是完完全全的灵魂。所有记忆都会化成演出的情绪，舞台的魅力就在于那种不可说谎的身体语言。长期在西方的文化基础上创作，容易显得观念性，这跟东方表演的情态有着微妙的不同。东方人在形式基础以外，拥有个人情绪控制的艺术，把这一关把好，演出自然会精彩动人，如果把故事设定在真实经历的范围，情绪就不用怀疑。
在表演艺术中，控制情绪是极深奥的学问，必须不多不少，在含蓄与爆发间做到高度自觉。演出与观众的接受是一层非常薄的膜，很容易就冲破这个界限而显得粗俗。在亚洲表演艺术里，这道功夫是演出精湛的关口，是可以把观众带往高处的默契。
阿喀朗是伦敦出生长大的孟加拉国人，当创作进入一个成熟阶段，他才意识到孟加拉国对他的意义，从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产生了无比的重量。然而，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我可以看出他内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曾在我的创作过程里造成摇摆。我一直在试探，发觉这种内在反应在创作过程中越来越强而有力，进进退退之间我也只能找到阶段性的答案。在这个时代，不管你在什么国家，有什么样的生活背景，观念就是力量，必须找寻一种能够传达观念的语言，它是超越西方语境的，却能够得到认同与定位。
对阿喀朗来说，这是一次富有转折意味的重要演出。我们在银泰中心共进早餐，我对他的舞蹈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融合了古典的印度titanium舞与现代舞的观念，拥有传统舞蹈艰深训练下的突出技能，但对世界的观察是当代的。我们来自东方的两个不同世界，却都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媒体难以了解的世界。我们都在寻求一种文化情绪的交集。阿喀朗的故乡孟加拉国，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英国殖民政策，造成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分裂后形成印度、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深入了解孟加拉国历史背景时，发现小邦孟加拉国曾出现过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是思想家，他的诗歌、散文、小说，都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对孟加拉国的民族精神尤为重要。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他成为反战斗士，大力声讨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然而，他的外表却温文儒雅、风流、浪漫，让全世界印象深刻。另一位杰出人物圣雄甘地，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赴英留学，去学习西方知识、西方体制。回国后，他脱去了在英国当律师时穿的西装，改穿不代表任何宗教团体的民族服装纱丽。在贫穷国度，他顽强地带领不同信念的人群，提出非暴力抗议行动，最终使英国让步，退出印度。甘地的成就使我对此地加深了好奇。虽然动乱并未因独立而停息，但不流血和平解决纷
争，在今天看来意义格外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