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告诉我们，所有知识都可能产生两种用途：它可以通过引导技术活动，为直接、具体的目的服务；它也可以通过引导整个思想和举止，为更持久但不那么明显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将第一种称为专业用途或职业用途，那么，第二种就可以称为社会用途或道德（或者哲学或文明）用途——用什么术语其实关系不大。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修养。
由此可见，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美国大专院校将两者天真地混淆起来，希望给学生提供两种途径的益处。双重益处是一个恰当的目标。两种尝试都是有价值的；从实际角度看，两种都是可贵的。但是，它们需要对题材、对心智进行明显不同的使用，它们不可能被合二为一。
这一错误是怎样出现的？在19世纪末，大学面临巨大压力——它们来自自然科学，来自商业团体，来自不断发展的技术，来自新近出现的表现自我意识的行业。此外，新成立的研究生院卷起了阵阵专门化浪潮。本科院校只得以某种方式重新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为了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它们的唯一救命稻草是文科；所以，为了适应社会对专业人员的需要，为了适应学术界对专家的需要，这些本科院校打破了原有的课程设置，发明了选修课制度。这一做法的著名倡导者是哈佛大学的艾略特博士，而他是从事化学研究的。
因此，艾略特博士自然期望，未来的化学家或者地质学家应该花上3年、4年、6年或者更多时间学习本专业课程，以便成为有造诣的科学家。但是，艾略特相当满意地看到，除了专业课程之外，同一名本科生在4年的学习时间里，每个学期都选择其他学科的课程——也许可以说，4年中都在学大学本科1年级的课程。以精心计划和严格方式进行人文学科教育的需要已经被人忘记，已经迷失在这种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大学课程变得支离破碎，大学院系成为小小的公国，它们争夺生源，通过专业化来沽名钓誉。
并非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思想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士，一位是约翰·杰伊·查普曼，第三位与这种制度性麻烦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191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举行会议。威尔逊做了题为“与专业和半专业课程不同的艺术课程的重要性”。他开门见山地说：“就其目的而言，专业化——而且，这也包括专业培训——显然具有个人特征……其目标是寻求这种训练的人的个人兴趣。”他认为，这种排他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危险和思想危险”。说它是思想危险的原因在于，接受训练的个人仅仅是被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进行思考的头脑；说它是经济危险的原因在于，社会需要进行思考的头脑，而不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威尔逊担心的是通过固定惯例形成的社会僵化和体制僵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到了供养子女上大学时，他受到某一种特殊兴趣的长期浸染，已经不再理解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因此，“大学的职责”应该是“对成长起来的每一代新人进行重新概括……”
威尔逊使用的这个说法使人浮想联翩，表达非常恰当：进行重新概括，这就是说，纠正反复出现的谬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给学生讲授的“学科的目标是让接受教育的人成为现代思想界和现代社会的公民，这与旨在让学生成为专门兴趣的熟练门徒的学科……形成鲜明对比”。他呼吁创建一组课程，其目标是“一种一般性导向，在人的心灵中形成知识领域的视野……培养人的理解能力”。
在威廉·詹姆士和伍德罗·威尔逊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明白，人文学科即文科所处的地位是与各种职业性专业，包括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对立的。明白这一点很容易，但要牢记于心却不是一件易事。为什么呢？因为职业紧迫性使人产生疑问：这类文科对职业倾向究竟有什么用处？它们是否会抵制课程内容，是否会被这样的内容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