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这类艺术的造反者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这使攻击变得更具恶意：一家人之间的争吵是最激烈的。尽管每一代不懂艺术的人最终都逐步理解并且表示钦佩，这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有些资助人甚至在得到事后或者死后承认之前就提供了帮助，政府进行了补贴，这两点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许多这样的机会频频出现，这对确有能力的艺术家——不过，他们仅仅作为模仿者而不是创新者——大为有利。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如今常见的艺术与学院派艺术之间的区别。
在社会核心的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它被称为波希米亚区——一个自行界定的区域，出现在大城市的较穷地区中。来自各个地方的艺术家在那里集中起来，形成志趣相投的团体；居民们具有相似的习惯，使用类似的职业用语，日常生活成本低于“受人尊重”的边缘。在波希米亚区里，默默无闻的艺术资助人可能是房东、小餐馆老板，或者二手书店店主——他们给自己喜欢的人提供食物、住处，资助现金，提供借款，常常并不考虑什么回报。
20世纪的人继承并且补充了给予小恩小惠的资助做法。人们可以说，19世纪在1914年结束——在那场杀人如麻的战争开始之后，西方社会已经变了。一方面，似乎不懂艺术的人和其他成千上万人一样，已经被杀死了。另一方面，最新艺术对生活的批判超过了从前，是一种逃避生活的做法。到了1920年，关注这样的艺术或者利用这样的艺术作为娱乐活动的公众数量超过了从前；无论最新形式的艺术多么稀奇古怪，他们都能接受，不会提出什么异议。到那时为止的过去经验说明，公众屡犯错误；所以，智慧和势利心态都要求人们对任何形式的艺术表示接受态度。在那些处于倒退状态的不懂艺术的人看来，画廊中、书本里、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有趣的”。那样的艺术是实验性的，有谁敢对实验表示质疑呢？于是，艺术权威从顾客兼资助人那里转到作为产品供应商的艺术家的手中。
在那个社会大动荡时期，许多豪门积累的财富荡然无存，上层阶级的美誉和权势灰飞烟灭。为了弥补那些损失，人们呼吁政府扩大其承担的赞助人角色的作用。必须设立文化部，以便保证人民也能懂得欣赏艺术，艺术创作者需要得到应有的回报。艺术非常重要，不能任其被统治阶级的心血来潮的做法左右。整个民族都必须接受审美教育；学校从一开始就必须导入对艺术的爱好和实践，必须奖掖年轻人才。即使英格兰也打破了它长期扼守的不干涉主义传统，除了国家剧院之外，还成立了艺术委员会。
欧洲人所做的就是这些，后来就轮到美国人以极其丰富的方式加以创新。美国人创立了三种资助方式：私人基金、私人企业和私立大学。美国大学作为艺术教学、艺术表演和艺术资助机构，今天依然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远赴巴黎的美国人回国时带回了新的生活观念，其中包括对外国食品和高雅艺术的欣赏情趣，这促使私立大学进入新的角色。那些人很快形成了一帮追随者，创作了一大批业余作品和专业作品，让市场来不及一一吸收。那时，整个国家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在美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伸出援手，帮助饥肠辘辘的艺术家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