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生活中，理论指导实践——这就是说，改善技术。在艺术领域里，理论出现在原创出现之后，所起的作用根本不是促进将来的创作，而通常是有害于将来的创作，其方式是将艺术家变为有自我表现意识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受到“观念”的束缚或误导。并非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人为地制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如何才能恢复自发性，让自身不受学术研究的影响？答案简单，然而难以让人欣然面对。在将来的某个点上，当下模式的过度扩张会不堪自身的重量，最后轰然倒塌。它会开始显露出它实际存在的无用状态。亚历山大学派文本校勘学家当年遭受败绩；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后来也销声匿迹。同理，疲惫和厌倦的力量将会产生作用，导致停滞和衰败，这类似于不可一世的英国大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遭遇的命运。大学理念或者学术研究的理念不会死亡；它将冬眠，苏醒过来时会给革新者提出他们应该担负的明确责任。
学术研究并不是文化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能够以实在的方式为文化服务，其做法是给有价值的事物的积累带来秩序和明晰性。学术研究可以重新发挥其适当作用：确定可供阅读的文本，解释任何艺术中的晦涩难解之处，消除任何艺术中的含混之处，为因为时空距离遥远而难以理解的文本提供背景和语境信息。那种认为此类任务是熟练工劳动的想法是愚蠢的；与之相反，这类任务要求很高的鉴赏力和识别力，需要有修养、愿意做某些单调乏味工作的人投入精力，以便给艺术瑰宝配备应有的镶嵌底座。
一种惯例的衰退是否会引起——或者伴随——整个社会中对应惯例的改革？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但是，为了文化本身的目的，当下所谓的文化活动中的其他元素无疑也会经历变化。例如，我们的语言——我们撰写的文章充满术语和伪技术行话，这形成了虚假的深奥性，给反证造成障碍——将会从污泥中分离出来，重新恢复诚实交流的用途。应该给批评活动注入谦恭的心态——也就是说，让它认识到它自身从属于艺术的角色，仅仅需要临时发挥作用。鉴于批评者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介绍和解释作品，因此他所用的语言必须容易理解；他没有什么专用词汇：批评不可能是科学或体系。此外，艺术界也应该放下从理论上说明和进行自我证明的包袱——这样的包袱在他们头上强压了大约180年之久，形成了大量荒唐可笑或令人生厌的无稽之谈。总之，必须将学究式假学问和装腔作势的做法从文学界中驱除出去。
剩下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失去的东西中，究竟有什么有益之处？无论以什么形式——艺术、思想、历史、宗教——出现，文化是让人们进行沉思和交谈的。这两种活动必然伴随文化体验出现。修养并不会在接触美好事物之后自动出现，这与药到病除的情形不同。假如不是如此，管弦乐队乐手就会是音乐修养最高的人，文字编辑就会是文学作品的最佳评判者。同理，如果“研读”艺术的活动并不促使人进行沉思和交谈，它也是远远不够的。沉思和交谈是敏感性道路上的心智活动。没有人能够想象系统的交谈。
就沉思而言，它不排除任何东西；沉思的优点在于两个意义上的领会：理解并且吸收最充分的看法。两种都是智性和内心的活动，因而都充满最强烈的感觉。实际上，内心独白和口头对话都旨在区分这两种活动的哪些感觉在什么程度上属于理念或者意象。这就是文化重塑个性的方式；文化通过提供产生同感的艺术体验和思想体验来拓展自我；文化对体验进行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