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央青委决定组织六个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两个敌后根据地，帮助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的大熔炉中锻炼干部。胡乔木和冯文彬在战地工作团出发前作了指示，强调战地工作团到前线去的任务是：用各种形式向敌后广大青年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协助青救会加强组织建设，加强根据地的青年工作，学习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的经验；帮助发展壮大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环境中锻炼干部。
与此同时，11月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央青委青年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形势作出分析，确定此后把战时青年训练班改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即“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
1939年春天，胡乔木满怀激情，在延安创作了《安吴青训班班歌》，请作曲家冼星海谱了曲。5月上旬，青训班致信名誉班主任朱德：要用加紧的学习和工作来配合前方的打仗，输送更多的青年干部到前方帮助打胜仗。另外，班部还响应西北青救会的号召，举行青年参战动员周，通过检阅学员队伍，举办时事和工人运动青年运动讨论会、生产运动总结发奖大会、军事体育运动会、文艺联欢会、苏联画片展览，开展除奸宣传、慰问抗日军属等活动，热烈庆祝首届“五四”青年节。
青训班从1937年10月开办，到1940年4月按中央书记处决定撤离安吴堡，两年半时间，共办了14期，培训学员1.2万多人，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
主编《中国青年》
1939年4月16日，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杂志，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的名义主办，32开本，胡乔木担任社长、主编。
胡乔木在扬州中学学习时就接触到《中国青年》，受到它的积极影响，开始树立“把红色的天国建在地上”的崇高理想。十多年后，他自己从先辈的手中接过这面旗帜，担任《中国青年》的主编，心中无比激动。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去。
胡乔木担任《中国青年》主编以后，对这个刊物应该是怎样性质的刊物，是办成青年群众性的刊物呢，还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曾经进行过讨论。认识没有统一，他就向中央主持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请示。
张闻天很快给胡乔木复了信，大意说：《中国青年》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又是青年群众的刊物，不应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青年群众的立场，也就是党的青年工作的立场；不必回避这个刊物是党的刊物，把它尽量办得适合于青年的、群众的口味就行了。
胡乔木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办《中国青年》，刊物既有高度的政治性、指导性，又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不仅有政论文章、政策阐述、典型经验，还有科学小品、散文小说，很适合青年的特点。
当年担任《中国青年》编辑的韦君宜回忆，在乔木主持下，《中国青年》组织了“我怎么到延安来的”专栏，组织了那时已经有名的诗人何其芳、医生金茂岳等的稿子，很受读者的欢迎。韦君宜写道：
那一阵，《中国青年》社发表了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董纯才的伊林的故事，陈企霞的散文，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刘慕的活报剧，还把张闻天（洛甫）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登上了。都是乔木的主意，真是延安出的那些板着面孔的杂志中，从来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中国青年》复刊以后，迎来“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对当前青年工作的重点提出指导性意见，同时也包含着他多年从事党的青年工作实践经验的思考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