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延安
1937年4、5月间，党组织通知胡乔木准备启程。在江苏省临委共事的李凡夫（临委书记）和他同行。
上海坐火车往西安，通常都是在北站上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胡乔木到上海远郊的真如上车。
阳历5月，江南已是暮春时节，但早晚仍有几分凉意。胡乔木穿一件灰色夹袍，在天黑时同李凡夫一起登上西去的列车。
汽笛一声长鸣，胡乔木开始了新的征程。
胡乔木和李凡夫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到了徐州。在这里换乘陇海线的火车，一路顺利，到达中国古都西安，找到了红军设在西安七贤庄的联络处。
联络处的同志将胡乔木和李凡夫在一家小旅馆里安顿下来，等待前往延安的载重汽车。那时，西安至延安的公路是沙土路，路况很差，卡车要走两天，而且晴通雨阻。下过大雨以后，即使天放晴了，也要等好几天才能通行。6月正值多雨时节，胡乔木、李凡夫只得在西安耐心等待。等了不少日子，到7月初才搭上车，风尘仆仆，赶到延安。
胡乔木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先在招待所住下。组织科科长王鹤寿找他谈话。
谈话后，胡乔木按规定填写了履历表，交给了组织科的王观澜。他还给党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同志（即张闻天）写了一个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两个口号”论争、文总和左联解散、党的干部同鲁迅的关系等等，这是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需要了解的事情。
主持安吴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中央组织部根据胡乔木的经历和特长，很快就给他分配了工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管党内干部教育。他曾到党校去讲过几次课。胡乔木在中宣部工作到9月底。这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23日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话发表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再次出现全国各地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为做好接待和培训工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已经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等都扩大招生。于是，胡乔木即同刘锡五等一起被派往云阳，负责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云阳是西安通往陕北、宁夏、甘肃的交通要道，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安事变后，红军大部队南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云阳。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改编工作就是朱德和彭德怀在这里主持进行的。改编后，八路军即从云阳开赴抗日前线。此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设立了后方留守处，中共陕西省委即以此名义，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陕西党的工作。
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一批共产党干部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冯文彬（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被派到云阳负责接收、安置这批同志的工作。9月末、10月初，这项工作结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冯文彬提出，帮助陕西方面训练西安事变后涌现出来的青年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经过商量和筹备，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个新的培训青年的教育单位——战时青年短期培训班（简称“青训班”），即于10月11日在三原县斗口镇于右任先生的农场开办。冯文彬任青训班主任，乐少华任大队长。青训班第一期开学时，招收了150名学员，学习期限是两个星期。当时工作人员仅4人。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第一期结业以后，反映很好，陕西省委要求继续办下去。正好这时胡乔木到云阳负责陕北公学招生工作，冯文彬通过青年部请示党中央，得到洛甫批准，电令调胡乔木到青训班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
青训班第二期于11月中旬开学，学员增加到370多名，学习期限也增加到三个星期。校址从三原县斗口镇迁到泾阳县云阳镇，设在云阳镇东大街的一座破庙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