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从上海到延安

1937年4、5月间,党组织通知胡乔木准备启程。在江苏省临委共事的李凡夫(临委书记)和他同行。

上海坐火车往西安,通常都是在北站上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胡乔木到上海远郊的真如上车。

阳历5月,江南已是暮春时节,但早晚仍有几分凉意。胡乔木穿一件灰色夹袍,在天黑时同李凡夫一起登上西去的列车。

汽笛一声长鸣,胡乔木开始了新的征程。

胡乔木和李凡夫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到了徐州。在这里换乘陇海线的火车,一路顺利,到达中国古都西安,找到了红军设在西安七贤庄的联络处。

联络处的同志将胡乔木和李凡夫在一家小旅馆里安顿下来,等待前往延安的载重汽车。那时,西安至延安的公路是沙土路,路况很差,卡车要走两天,而且晴通雨阻。下过大雨以后,即使天放晴了,也要等好几天才能通行。6月正值多雨时节,胡乔木、李凡夫只得在西安耐心等待。等了不少日子,到7月初才搭上车,风尘仆仆,赶到延安。

胡乔木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先在招待所住下。组织科科长王鹤寿找他谈话。

谈话后,胡乔木按规定填写了履历表,交给了组织科的王观澜。他还给党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同志(即张闻天)写了一个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两个口号”论争、文总和左联解散、党的干部同鲁迅的关系等等,这是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需要了解的事情。

主持安吴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中央组织部根据胡乔木的经历和特长,很快就给他分配了工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管党内干部教育。他曾到党校去讲过几次课。胡乔木在中宣部工作到9月底。这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23日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话发表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再次出现全国各地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为做好接待和培训工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已经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等都扩大招生。于是,胡乔木即同刘锡五等一起被派往云阳,负责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云阳是西安通往陕北、宁夏、甘肃的交通要道,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安事变后,红军大部队南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云阳。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改编工作就是朱德和彭德怀在这里主持进行的。改编后,八路军即从云阳开赴抗日前线。此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设立了后方留守处,中共陕西省委即以此名义,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陕西党的工作。

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一批共产党干部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冯文彬(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被派到云阳负责接收、安置这批同志的工作。9月末、10月初,这项工作结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冯文彬提出,帮助陕西方面训练西安事变后涌现出来的青年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经过商量和筹备,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个新的培训青年的教育单位——战时青年短期培训班(简称“青训班”),即于10月11日在三原县斗口镇于右任先生的农场开办。冯文彬任青训班主任,乐少华任大队长。青训班第一期开学时,招收了150名学员,学习期限是两个星期。当时工作人员仅4人。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第一期结业以后,反映很好,陕西省委要求继续办下去。正好这时胡乔木到云阳负责陕北公学招生工作,冯文彬通过青年部请示党中央,得到洛甫批准,电令调胡乔木到青训班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

青训班第二期于11月中旬开学,学员增加到370多名,学习期限也增加到三个星期。校址从三原县斗口镇迁到泾阳县云阳镇,设在云阳镇东大街的一座破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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