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份材料，及时地把包括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等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播到左翼文化工作者和上海地下党中间。
胡乔木担任文总党团书记后，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及时开始了左翼文化运动的策略转变，制定了文总和左翼各联的新纲领，并通过《文报》第11期及其副刊，及时传达贯彻国际七大文件和文总及左翼各联的新纲领。这为随后文总及左翼各联的解散，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反日爱国示威游行，得到全国响应。
胡乔木立即委托复旦大学女生程天赋前往杭州与浙江大学女生陈怀白联络，发动杭州学生掀起爱国救亡运动。
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胡乔木作为文总党团书记和江苏临委成员，是运动的领导核心之一。1935年12月24日上海南京路的示威游行和在上海北站的集会，1936年1月28日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的集会和到江湾公祭阵亡将士的活动，声势浩大，威震全国。这两次行动胡乔木都参与策划，并自始至终置身于游行、集会队伍之中。在“一?二八”的纪念活动中，胡乔木担任秘密指挥。
徐雪寒回忆说：“据我所知，1936年（上海）全市性重大的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
王翰回忆说：“‘一二?九’运动以后，文委决定抽出我和左联的何家槐组成领导本系统学生运动的班子，把各联的学生关系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以后，胡乔木、陈家康、张执一、雍文涛和蒋南翔等也先后参加过这一工作。这个班子实际上成了文委（临委）的学委。”
1936年夏的抵制日货运动，胡乔木也是直接参加与领导的。这次运动组织很周密，动员了很多青年参加，利用了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在上海两界（租界和华界）都普遍热烈地开展起来，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欢迎。
在“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救国会基本上按行业组织（如文化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等），范围比主要是文化性组织的文总和左翼各联盟宽泛得多。当时站在运动前沿的胡乔木等领导人，已经感受到实际工作中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势存在着突出的矛盾。文总和左翼各联盟的组织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显得不相适应：又是原来的文总和各左翼联盟，又是新起的救国会，领导和骨干也难以兼顾。胡乔木等考虑如何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来解决这一矛盾。
正在这时，接到左联驻国际作家联盟代表萧三1935年8月11日从莫斯科写给左联的长信。萧三的信在肯定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左联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并说：“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萧三来信提出的意见，正好是解决胡乔木等人深切感受到的当时矛盾的办法。从萧三来信的语气来看，这信显然不是个人行为，信中提出的意见显然是代表组织。在文总领导下的各左翼文化团体人员已经有学习、讨论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制定文总与各左翼联盟新纲领打下的思想基础，所以，解散左联及至解散文总和各左翼联盟，另组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周扬、夏衍等领导人都是赞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