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浙江大学外文系
胡乔木到上海后,即找到王翰。王翰原名陈延庆,是盐城老乡,胡乔木大哥胡达新交大的同学。胡乔木早先到上海看望大哥,同他就认识了,入党以后又一起在盐城县委领导下活动。
盐城出事以后,胡乔木本来仍想回清华,给朱自清先生寄去一封快信。朱先生回信,要胡乔木另觅他校,随信寄来他设法搞到的一张转学证书。胡乔木知道,清华是回不去了,即同王翰商量去向问题。两人分析,南京、上海不安全,还是离开江苏,到杭州去吧。于是,参加了浙江大学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举行的入学考试,被录取为该校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英文专业二年级的插班生。因该年级将于民国二十五年毕业,通称二五级。1933年9月,胡乔木到了杭州。
浙江大学也是中国名校。胡乔木进浙大时,文理学院设在杭州城内刀茆巷,文科只有两个系:外文系和教育系。外文系仅有英文专业,二年级只剩下一个女生,名叫王作民,几乎开不成班。1933年9月新学年开始,从教育系转来施庆绩,加上新来的插班生胡鼎新,才有三名学生。外文系的必修课,都是“先生讲,三生听”。
但外文系的先生,如孙大雨教授、陈逵教授,水平是很高的。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力求体现原作诗剧的风格,自成一家。他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研究和翻译,对胡乔木日后的诗作也有影响。孙大雨在课堂上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比较,说我宁可赞成共产主义。后来,孙被校长郭任远赶走。陈逵接替孙大雨讲授英国文学。陈逵由美国学成归国。他思想进步,曾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过从。课内课外,陈逵经常联系现实,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学生的进步活动也很支持。
青年胡乔木充满求知的渴望和广泛的兴趣。他选修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还选修了教育系的心理学课程。多少年以后,在1959年4月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针对1958年对心理学批判过头的情况,胡乔木指出:假如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就不能存在了。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人有共同的心理。他还指出:研究心理学是有意义的,它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也得到胡乔木的鼎力支持。
在浙大的诗文和革命活动
在攻读各门课程和从事社会活动之余,胡乔木还抽空写作和翻译。他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浙大校刊》)上发表的六篇诗文(包括翻译),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胡乔木在《浙大校刊》上发表的作品色彩比较温和,从冲淡平和中透露出对时势与人生的关切。他的七律《无题》,抒写对美妙情景的追求与疑虑之间的矛盾心情,表露出不肯消极作罢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是有意追随李商隐的诗风。他的五言歌行《甲戌中秋作》,则大有杜诗的意趣。诗篇写一位饱经沧桑之人在中秋月夜的感慨,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胡乔木用中国古典诗歌五言、七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形式,翻译了英国诗人、法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支持者西蒙士的五首小诗,皆为清新哀怨之作。在《西蒙士诗抄》“译后附志”中,胡乔木谦虚地表示:译诗“于‘信’、‘达’、‘雅’三者皆有未尽”,并特别说明:“《渔孀》一篇,意境高远,最为译者所爱;云‘所期’者,盖象征人生某种失而不可复得之憧憬也。”可见胡乔木当年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