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也没能改变医生的想法，我和这个女孩的音乐治疗师将她包在睡袋里，偷偷从窗户运出了医院，当晚她整夜都在家中唱着圣诞颂歌，虽然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回了医院，但她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孩子。几周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那不越雷池半步的主治医生也承认说，很高兴看到她实现了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愿望。
有一次我还帮助医院的员工们克服了心理障碍，因为他们一直心怀负罪感，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身患重病，医生严禁她下床活动，她却狂热地爱上了一位专业治疗师。她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很有活力，医生还特批她参加了这位员工在病房里举办的万圣节派对。那是一场很狂热的派对，音乐放得震天响，她玩得兴起，突然情不自禁地从轮椅里站了起来，和她的白马王子跳起舞来。然而还没跳几步，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死了。
毫无疑问派对马上停止了，大家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负罪感。我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和这些员工提起了这件事，并问他们：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是像个废人一样多活几个月有意义，还是在一个很棒的派对上和自己的真爱共舞有意义？“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也是因为她没能再多跳一会儿。”我说道。
难道人生不就是如此吗？最起码她还能和最爱的人一起跳舞。
我们很难接受孩子就要死去这个事实，但我却发现比起成年人，濒死的孩子能够更准确地告诉你要怎样做才能感到安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人愿意好好听他们说话。我一直在讲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九岁的小男孩杰菲。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白血病作斗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跟其他人讲述他的故事，且事实证明，效果极佳。杰菲就像是我的老朋友那样，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从我的著作《死亡至关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中摘取了一些对他的回忆。
杰菲是医院的常客，上次我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出了点问题，所以看上去就像是个喝醉酒的小男孩。他的肤色苍白得吓人，几乎都没法站稳，为了化疗不知剃了多少次头发，他甚至一看到针头都会受不了，这一切都太痛苦了。
我知道这个孩子最多只有几个星期可活了。那天是一位年轻的新医生当值，我走进去时听到他对杰菲的父母说：“我们想再试试另一种化疗。”
我问杰菲的父母和医生，是否有问过杰菲，愿不愿意再经历另一轮的治疗。他的父母毫无保留地爱着他，于是他们允许我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去问问杰菲这个问题。杰菲以孩子稚嫩的方式给了我最完美的回答。他非常简洁地说道：“我真想不通你们这些大人，非得让我们这么难受才能治好我们吗？”
我们对此进行了探讨。这是杰菲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自然产生的十五秒愤怒感[作者认为儿童的愤怒只会持续十五秒钟。]。这个孩子自尊、自信并且自爱，所以他有勇气对化疗说：“不，谢谢。”他的父母听到了这个回答，尊重并接受了这个回答。
之后我想和杰菲说再见，但杰菲说道：“不，我想要你确保我今天就能回家。”如果一个孩子对你说：“今天就带我回家吧。”那就说明他十分着急，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拖延这个时间。于是我问他的父母是否愿意今天就带他回家。这对父母对杰菲的爱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这么做。这时我想再次说再见，但杰菲却像所有十分诚实单纯的孩子那样对我说道：“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回家。”
我看了看表，这个动作代表的意思是：“你知道，我根本没时间跟每个小孩回家。”无须多说，杰菲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对我说道：“别担心，只要十分钟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