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堂课(4)

等学生们回来上课时,他们都蹑手蹑脚、紧张兮兮地坐到了位子上。我向他们介绍了琳达,并告诉他们她主动请愿来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绝症。教室中掀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是一片死寂。很显然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我问是否有人提问时,也没人举手。最后我点了几名学生,让他们走上讲台问问题。可是他们的问题只是集中在她的血细胞计数、肝脏大小、对化疗的反应和其他一些临床的细节上面。

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打算问一些关于个人感觉的问题,于是我决定介入采访,把讨论引向我想要的方向。但根本无需我插手,琳达自己已经对这些提问者感到很不耐烦了,她气冲冲地瞪着她那棕色的眼睛,索性自问自答地说起那些她一直想要医生和专家组们询问她的问题。身处十六岁的花样年华,却只剩下几个星期可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没法参加高中舞会、没法去约会,也不用考虑长大了会做什么工作或是嫁给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又会作何感想?你是怎么熬过每一天的?为什么别人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琳达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她不得不回到了病床上,留下这些心潮澎湃、满心敬畏的学生。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但身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下课时间到了,但没人站起来离开。他们很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却不知从哪里开始。于是我率先发言,开始和他们讨论。大部分学生都承认自己被琳达感动到落泪了。最后我总结说,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反应是因这位濒死的女孩而起,但事实上这源于他们对自己必死的命运的恐慌感。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正面面对这种情感和恐惧:他们自己终有一日也会死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身处琳达的位置,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你们总算有点人性了,不再是一群冷冰冰的科学家了。”我对他们说道。

教室里鸦雀无声。

“也许现在你们了解了濒死病人的感受,今后还会带着悲悯之心去诊治他们。因为迟早你也会需要别人的悲悯。”

这堂课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办公室,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喝咖啡时突然想起了1943年我在苏黎世实验室时发生的一起实验室事故。我在实验室混合一些化学药品时,突然将一瓶化学药品掉在了地上。里面的液体飞溅出来,严重灼伤了我的脸、双手和头部。我在医院里极其痛苦地待了整整两周,没法讲话,也不能移动双手,可每天医生都像上酷刑那样折磨我:他们粗暴地扯下绷带,拉扯我细嫩的皮肤,然后用硝酸银涂在我的伤口上,再扎上绷带,全然不管我的伤口是不是火辣辣地疼。他们还预言说我的手永远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然而实验室的一位技术员朋友,每晚都瞒着医生溜进我的房间,用一套他临时装配的可以逐渐加重的仪器,来帮我活动手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出院前一周,医生带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他给学生讲解了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为什么我的手指废了。我强忍住想发笑的欲望,突然伸出手来,在他们眼前灵活自如地弯曲着我的手指。这让他们全都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医生问道。

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秘密,我觉得每个人都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想法从此改变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十六岁的琳达在这群医学院学生面前做了同样的事。她教会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才是最有意义、最宝贵的东西,而我们又是如何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从中也获益匪浅。没错,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却会长远流传。

倾听濒死的病人的心声,会了解更多你所不知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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