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已经彻底成了一名美国人。四年的生活让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开始嚼口香糖、吃汉堡包和甜甜的早餐麦片，我还支持肯尼迪，反对尼克松。我在邀请母亲来美国的信中提醒她：“如果看到我穿短裤上街可千万别吓到，在这里女人出门穿短裤和穿裙子一样平常。”
但不知怎的，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不安，虽然结了婚，也当了妈妈，但我却总是感到还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至少现在还未安定下来。我试着在日记里理清思路。我写道：“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来美国，但凡事都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一定在哪里存在一个边界，时机一到我就会重新踏上旅程，进入到未知的领地。”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那年夏天，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去了美国西部。我和曼尼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找到了工作，它是这个国家唯一同时开设了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和精神病学（psychiatry）这两个学科的医学院。我们开着曼尼的敞篷车去了丹佛（Denver）[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母亲和我们一起去那里帮忙照顾肯尼斯。一路上的视野十分开阔，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它激起了我对大自然母亲的无限热爱。
到了丹佛我们才发现，房子还没装修好，但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们把优好搬家公司的拖车停到了车道上，然后就开车去兜风了。我们拜访了曼尼在洛杉矶的哥哥，之后因为我那第一次看美国地图的妈妈发誓说墨西哥就在“旁边”，于是我们开车去了提华纳（Tijuana）[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回来时我建议去四角地区（Four Corners area）看看，它位于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
这个决定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驻足凝望着纪念碑山谷公园（Monument Valley）那雄伟壮阔的岩石台地、孤峰和巨石，我感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让人心慌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看到远方的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印第安女人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这一幕如此熟悉，好像以前在哪见过一样。突然我心中一动，想起了在抵达美国前一晚在船上做的那个梦。我什么也没跟曼尼和母亲说，这件事看起来很离奇，我坐在床边反复思量着。为了防止日后忘掉，我拿出日记本写了下来。
我该怎么办？我向三位颇有声望的精神病学家寻求建议，他们建议我去芝加哥著名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做一下心理分析。不过这种老套的回答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之后，我去听了精神系的精神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著名的西德尼·马戈林（Sydney Margolin）教授新开设的课。站在讲台上的马戈林教授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年事已高，一头灰色的长发，讲话时带有很浓厚的奥地利口音。他是个很棒的演讲者和表演者，听了几分钟之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难怪马戈林教授的课这么受欢迎，我也去了几次。他仿佛天生就适合站在讲台上，每次他的主题都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一天，我终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向他进行了自我介绍。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快我就发现他的个人魅力更吸引人。我们用德语和英语聊了很久，就像他的课一样，我们也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其间我们还谈起了我的个人困惑，他跟我提到了自己对犹特印第安人（Ute Indian）部落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