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承诺(2)

我每天都忙着给那些饥肠辘辘的难民找吃的,一个很爱搞恶作剧的实验室实习生鲍德温(Baldwin)也前来帮忙。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填饱那些腹鸣如雷的肚子:一连几晚我们都在医院的厨房里点上百份晚饭,然后用大推车将它们分发给儿童,如果有剩余我们再发给成年人。最后等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洗过澡、换上新衣服并且吃饱了后,把他们送到城里面不同的校舍或移交给红十字会。

我知道,这种擅自将珍贵的食物供应移作他用的行为,早晚都会被院方察觉,我们也一定会受到处分。在怀兹医生找我去他办公室时,我暗自祈祷不要受到太严厉的处罚,但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开除。我不仅擅自挪用食物,还完全忘了跟实验室请假,更别提去欢迎我的新上司了。但怀兹医生不但没训斥我,反而把我夸了一顿。他告诉我,在我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工作起来像我这么专注快乐的人。“你应该继续照顾那些难民儿童,”他说道,“这是你的使命。”

我终于长出了口气,精神也感到一振。怀兹医生还告诉我他的祖国——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急需医疗救助。他给我讲述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些犹太儿童在集中营里的悲惨遭遇,更是让我泪流满面。他自己的家人也受了很多苦。“他们身边需要你这样的人,”他说道,“如果可以的话,等实习期结束你一定要答应和我一起去波兰,帮我照顾在那里受苦的人们。”怀着对他的感激之情,备受鼓舞的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晚上,医院的行政主管把我和鲍德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又累又困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脑满肠肥、自以为是的官僚。他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一面抽着雪茄一面盯着我们这两个不起眼的办公室技术员,把我们当成小偷一样。他要求我们赔偿分给难民儿童的数百顿饭的费用,或者是给出同等金额的饭票。“如果不赔,你们马上就会被停职!”

我顿时眼前一黑。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和见习的机会,可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回到地下室后,怀兹医生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在他的追问之下我道出了实情。他满脸嫌恶地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我不用理会那些官僚作风。第二天他就去找了苏黎世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医院很快拿到了大量的粮票作为补偿。我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并再次向我的恩人怀兹医生保证,一旦战争结束就会去帮助重建波兰。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一直在帮父亲打理我们在安姆登的山间小屋,以便招待客人,但1945年1月初他让我和他一起去那里时,情况却有所不同了。不说别的,首先我需要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休息。可是他向我保证,我一定会对这次来的客人很感兴趣。他没有骗我,我们的客人来自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for Peace,IVSP)。他们一行共二十人,大部分都很年轻,来自欧洲各地。在我看来,他们是聪明能干的理想主义者。大家在小木屋里高兴地欢唱说笑,然后饱餐了一顿。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成员们解释起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来历。这个组织成立于一战后,之后致力于打造世界和平和合作,后来的美国和平队(American Peace Corps)就是依照它的模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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