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后的这种体制有很多的毛病。这种体制从政治到经济都是君主集权，君主专制，官府本位，从上到下一统到底，把国家搞成了一块，导致了很多弊病。第一，上下隔阂，官民对立，不能同心同德建设国家。康有为搞变法，批评清朝体制“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上体就是皇帝、官府的体制太尊贵，老百姓和他没法沟通。第二，腐败和专制。君主官僚集团掌权，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搞腐败，老百姓要反抗就镇压，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第三，社会孱弱。国家高度有组织，社会一盘散沙，没有能力，没有组织，这一点影响非常大。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之后到各地周游，走到山西晋南有个叫裴村的地方，那里裴氏大家族聚族而居，唐朝有个宰相叫裴度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顾炎武看了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裴村记》，主张“复氏族”。他说社会孱弱，没有组织，这对抵抗外侮非常不利。他举例说，十六国时“五胡乱华”，晋朝政权南迁，这个“五胡”不能一下打到南方，中途遇到很多的抵抗。是谁在抵抗呢？就是氏族。当时社会还有一定的组织。到了北宋、南宋，金朝人入侵，几天时间就可以马踏黄河，遇不到有力的抵抗，原因是集权的官府已经荡平了社会，像士族地主阶级等社会势力，全都荡平了。第四是周期性的动荡。刚才我们讲了现象，原因也很简单。在这种君主专制、官府本位的条件下，没有人能够制约君主、制约官府，官府必然腐败。而官府腐败之后，社会又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替代它，国家就只能陷入动荡，一动荡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直到一种新的力量在天下大乱中形成，才能重新安定。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到延安，他很有见识，已经看到国民政府不行了，共产党可以取得天下，但他提了一个问题，问共产党掌权之后怎么避免“周期律”。他说中国有个“周期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起很快，完蛋也很快，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共产党能不能避免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可以避免，搞民主就可以避免。换言之，搞一体性的制度，没人能够监督政府，这种周期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
总之，秦以后的社会仍然是个一体性的社会，国家君主专制，官府本位，把社会结成为一体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化观念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