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某个地方，寻找完全的孤独，寻求心灵上的空，让自己成为一个超然于一切观念之外的人。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
在一次企业家的游学课堂上，短短的四天里，光子最后被全班100多人推选为最绽放的学员。她很少抱怨，更不指责社会和他人，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充满正能量。我从小就讨厌这样的人，他们往往是班主任的宠儿、教育体制的走狗，以及祸害同班同学的纳粹，在我看来，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光子一家五个孩子，她是老大，其他几个分别在澳洲、英国和法国留学，上的都是名校。这跟父亲的教育有关，作为一个从农村建筑工地干起，开过车马店，当过铸造厂技术员，养过奶牛，目前是北方三线城市的资源行业老板，他的国际意识出奇地强，从小就告诉他们地球村的概念。当初光子在国内报考大学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和英国的一个学校曾录取了她，但是出于一种愤青的想法，她决定去日本帮助民间维权第一人王选打官司。
从小语言天赋突出的她，在日本待了8个月就拿下了日语一级，剩下的4个月里考上了日本的四所大学，其中包括东大。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有日本哈佛之称的庆应大学，那里一年只招36个留学生，1000个中国人能出来10个。去日本的时候，家里只给了30万日元，很快钱花完了，光子不好意思问家里要，于是开始打工，与此同时，她还拿了四份奖学金，一个人支撑起了自己四年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
开学典礼上，新生们都正值人生最好的18岁，大学把毕业了50年的校友们请回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场景，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着的是黑发的小孩们，台上则是白发的老头老太太。典礼结束后，两代人搀扶着在校园里散步、照相，有的老人走之前将全部遗产托付给了学校，刚进校的学生从中感受到了属于庆应人一辈子的骄傲。
毕业典礼上，学校又把毕业了25年的校友请了回来，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从此开始，需要照顾和提携后辈，当时就有几个老板捧着鲜花欢迎光子入职。尽管日本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但庆应的毕业生从来就只有择业的困惑，而无就业难题。在日本的大企业里，每当入职典礼结束，其他人都各自散去，“庆应帮”就开始互相招呼聚在一起。
同样是18岁，光子已经成了天之骄子，可她的父亲当年由于家里有六个兄妹，家庭环境很差，他只得放弃了考大学教书的愿望，转而去公社当砖瓦匠养家，一干就是两年，之后的三年还开起了100多亩的车马店，身兼会计，专做过路马车驴车的生意，一驾马车收5毛钱，一天能收100来块钱，几间房的大炕上加起来能躺100多人。
虽然环境不同，可是两代人其实都是在进行原始积累，一种是财富上的，另一种是思想上的，而且他们都有饥饿的鞭子抽打着，只不过一个被动，一个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