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收到曾国藩五月十五日写的复信，信中措辞婉转，但弦外之音，一听即明。信上说，“地洞定于六月告成，国藩嘱其少待旬日，以俟雄师之至……而所疑畏者亦有二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 信中所说的东军即淮军，西军即围金陵的湘军。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来了会影响湘军士气。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后，最后一丝犹豫也打消了，坚决不去金陵。五月三十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自称“鸿章粗野性成，茫无方略，断不可喧宾夺主，亦不必区分界限，只求于事有济而已”。对于曾氏兄弟请他到金陵参与会攻，他直言“未免弥谦弥伪”。同时，他又写信给曾国藩说：“以疆吏察朝廷之意，以弟子应师友之召，无论事之济否，曷敢稍有怠缓。惟炮队必须多用，急切难济……师门明鉴万里，能否曲谅苦衷，准其稍缓？” 明明是曾国藩不想他去，最后他却要说得好像是自己不能去，这也是“挺经”的一种运用。
黄翼升对此反而有点气不忿，他跑去见曾国荃，说淮军如何勇猛，曾国荃听了很不痛快，和他吵了一架。他又去见曾国藩，直言淮军炮队如何厉害，而口粮亦只有半关，不存在贫富相耀之虑，只要得中堂（曾国藩）一纸书，即无不来。
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解释迟迟没有攻克金陵的原因，他说湘军“逼城太近，被贼以洋枪狙击，我军伤亡至四千余人之多，所挖地道十余处，已被该逆从内挖出，穿透三洞，此外诸洞亦难奏效。前闻贼粮于五月罄尽，近来城中收割新麦，又可支持数月”。他形容曾国荃为此已经“焦劳致疾，饮食渐减，身发湿毒，不便起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迟不调李鸿章的淮军去支援呢？曾国藩又煞费苦心地解释说，因为看到淮军在攻克苏、常以后，考虑到李鸿章“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朝廷旨命李鸿章亲自督军赴援之后，还不调他去呢？曾国藩又解释说，是李鸿章自己提出，“苏军将士太劳，宜少息休，待会克长兴、湖州，而行选将拨兵助攻金陵”。他已经商请李鸿章派郭松林、刘铭传两镇，“酌带开花炮位，辅以枪队，就近助攻金陵，然犹未敢请李鸿章亲来也”。
为什么不敢请李鸿章亲来呢？曾国藩再解释：“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士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
他这么长篇大论地自我辩解，其实恰恰是“此地无银”的证明。把“知者”与“不知者”的位置对调一下，就大致符合事实了。这件事尽显官场特色——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了让大家的面子都过得去，便要千绕万绕，绕成了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
五月二十四日，郭松林、李朝斌水陆军克复长兴。而湖州在淮军与左宗棠的夹击下，已成瓮中之鳖。李鸿章再也不能以攻长兴为理由了。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六月初四，朝廷连降谕旨，催李鸿章亲统精锐，助攻金陵。五月三十日，李鸿章上奏朝廷：
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殷殷责望之意。但使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杂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余出后，即不能着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