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不仅要淮军用洋法，还希望把洋法推广到湘军之中，这令曾国藩更加不快。湘军能打出一片天地，不就是全仗他曾国藩一手创立的那套治军之法吗？那就像他的亲生儿子，李鸿章离开才几个月，就另搞一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天之后，他再次写信给曾国荃，进一步阐释他对洋器的看法，并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说明：“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这就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区别。若干年后，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总结湘、淮两军与粤军的异同，他有这么一段评论，不失为中肯之词：“特是湘军营坚战勇，而于洋式军火每为不屑深求；淮军于洋械素知讲求，而步趋洋操，颇嫌太板；粤军最为悍猛，不畏炮火，而平日不耐劳烦，惮工作而厌操练。三者各有所长，自成风气，若欲督责诸将领，骤令就我绳墨，颇有所难。”
张之洞后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引起持续几十年的争论，影响了几个时代，其实，早在李鸿章抚苏时，这一思想的雏形，已隐然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