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历史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会轻易地消亡。但京剧作为高级形式的音乐剧，当普通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它时，它们的确消亡了。”美国《时代》周刊在他们的旧杂志里记录样板戏出现的时候，把责任推到了我们熟悉的一个人身上。他们认为这种试图创新的剧目反而造成了京剧的衰退。但有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生存艰难的国剧——京剧仍在依靠20世纪60年代的这些旧剧目来振兴。这些红色旧剧一部分被作为国家艺术经典与那些旧的京剧相提并论。1970年左右的《时代》周刊对此忧心忡忡的理由是“二百年来，京剧不但是所有中国歌剧风格中最受欢迎的，而且确实是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故事情节是一些类似于有关皇帝与嫔妃、学者与琵琶女等类的传说。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并精心化妆的演员们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姿势、规范的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性格例如，将两手收拢到一起的动作来表示关门）。尽管对西方人来说听起来刺耳，但那唱腔是经过微妙处理过的，充满艺术名家的风范，中国观众听了都拍手叫好。
1949年后，同其他艺术一样，京剧遭受到了‘选择性的革命’。能在中国多数剧院正规上演的传统京剧仍然是屈指可数。她（江青）正在忙着破坏这些作品。江青意识到艺术应该‘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以她亲自监督新‘革命’歌剧本的创作，这样把歌剧舞台的目的由艺术性的转向了政治性的。
这八部样板作品不止在一个方面具有革命性。京剧的其他传统要素，除了唱腔，都已消失。表演者化着淡妆，穿着朴素的棉外衣。不加渲染的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象征性的仪式。乐谱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圣歌和感染力。”
网络上关于样板戏力量的某篇文章介绍称：“从人类学的角度，当一个国家人口过多时很容易造成标准庞杂，需要‘样板’。问一下现在50岁至60岁的中国人，很多是在看样板戏时被介绍对象并定下终身的，很多人决心像样板戏那样过上革命生活，‘样板戏’——成为生活的惟一标准，是原因，也是结果。”
但是“样板”离生活太远。有篇文章回忆：“我的姨父，一位14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后就大发牢骚，‘奶奶个熊，都像李玉和那样跟敌人打交道，地下党人早就全被抓进牢里了。’他认为，样板戏中的革命者形象太假、太理想化，完全不符合革命现实的情况。但‘样板戏’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认为革命者全长得那么漂亮，不漂亮的一定是叛徒王连举或伪军胡传魁。”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对于道德模型与革命世界进行模块化的年代。雷锋、圣歌，或者英雄，包括样板戏，几乎前进的路上到处都树着需要学习与复制的样板。样板戏作为一个极具意味的词在那个年代出现了，并成为某种象征。
中国人是有“样板”情结的，在“样板戏”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样板，比如说经济上的“XX模式”，比如说城市建设中的“仿古一条街”，当然最直接、最具体的就是楼市的“样板间”。
而样板戏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中国戏剧的一个样板间而已。
在京剧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上，样板戏无疑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变革，用京剧来表现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创新。唱腔、道白、服饰、道具以及音乐均大不同于以往，而西洋管弦乐器的加入，一改传统京戏“三大件”单调的表现手段。试想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唱腔，如没有管弦乐队高亢雄壮、淋漓酣畅的伴奏，效果定会大打折扣。不过，刚有余而柔不足却是它们的通病（好在用不着表现爱情题材），这也是风气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