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万柏林煤矿透水事故一年后，我又作为一名报道者来到了山西洪洞，这场发生在12月份的煤矿爆炸特大事故，致使105名矿工命丧黄泉。
在洪洞，我们遍寻宾馆、招待所、小客栈，终于找到了被藏匿起来的获救矿工。就在我的镜头对准其中的一名矿工时，警惕的警察冲了进来。这个年轻力壮的警察试图阻止我们接近获救的矿工，并与我抢夺机器中的拍摄带。我与他撕扯着，努力保护拍摄带不被夺走。最终坚持获得了成功，对记者来说如生命一般的拍摄素材没有被抢走。我和搭档周铭吉却被关在了房间内，直到事件惊动了北京的新闻主管部门，我们才被释放。获得自由的我们随后被带到了某位官员面前，他主管宣传事宜，旁边站着洪洞的书记和县长，他们已经面如土色。这位宣传官员当着我们的面呵斥捅下娄子的下属，勒令他们向我们道歉。看着同僚唯唯诺诺地遵从，他带着满足的神情转向我，询问怎样才能结束这场“误会”，并向我展示了他无所畏惧的立场：“实话告诉你，就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来了，我也不怕。”
面对瞬间消失的100多个生命，我不知道他自信的立场来自哪里。
这次事件以不了了之收场，我们以损失一台摄像机的代价，换来了第二天可以拍摄省长孟学农到医院探访伤者的机会。
做完那条新闻后，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总部指示我们撤离。那天我们匆匆离开，我羞愧地感觉自己像一个逃兵。
事故发生的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名傲慢的官员竟然还升了职。
在记者面前，出事的当地执政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一系列防止媒体深挖曝光的手法令人惊叹。
当地官员对媒体的警惕主要出于对前途的考虑，一旦发生事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官员的任免。而对于矿主来说，更需要防范的是媒体的曝光，因为这会直接导致他们负担刑责。往往一些规模不算太大，死难人数不算多的事故可以通过私下的公关掩饰。
频发的矿难甚至还催生了一个畸形的行业—假记者。
河南汝州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的一个煤矿发生矿难，得知消息的记者蜂拥而至。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报道，而是为了拿封口费，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记者竟然是假记者。而为了封锁消息，逃避刑责，矿主一律大方给予红包，400多名记者最后拿到了总计20多万的封口费。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又脸红的事情。
后来听一位山西同行说，一些丧失职业操守的记者发矿难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有的记者在一些矿难频发的省份安插“线人”，一旦发生事故，线人会第一时间通报，而记者则会迅速前来领取费用。那位同行在向我曝光这一则则惊心动魄的黑幕后，意味深长地询问我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位“线人”，得到我否定的答案后他颇感失望。临走时他嘱咐我，如果下次再到山西采访矿难要格外小心：“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记者，所以要注意保护自己，那些黑矿主急了什么都能干出来。”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内地媒体迎来了扩编潮，但很多记者没有正式的身份，有时候工资会和拉赞助等结合起来。而矿难往往关系到涉及的矿主和当地一些官员的究责，这样的双重需求自然会产生合作。我可以理解这种利益链条的存在，却永远无法容忍这种出卖良知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有些品质尽管在人们心中已经沦落卑微，但仍需被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