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了一下，回忆录嘛，李教授追述自己的身世，但不是从头写到尾，而是从1931年，写到1991年，刚好六十年。虽然跨越了六十年的岁月，但贯穿始终的核心，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的几十年，被李教授称为‘后战争时代’，战争造成的恐惧、伤害和人性扭曲，在‘后战争时代’才慢慢往外吐。杨胜全说，李教授在书中毫无遮拦地呈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尽管他知道一些，但读起来还是周身战栗，某些段落，简直到了叫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他想转译成中文，联系重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不敢接手，说要相关领导批了条子才敢接手。他去市委，就是为了这件事。”
“条子能不能批下来？”
“估计问题不大，袁部长是个很开明的人，那天听了杨胜全的想法，袁部长说了这么一句：‘李教授对法西斯战争的控诉，日本都出，我们为啥不出？’”
言毕文博摸出手机，调出一个名字，拨了过去。
“哦，表姐你睡了啊？……这么晚吗？我们还没注意到呢，嘿嘿，把你吵醒了，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是想问你有没有杨胜全的电话？好，好，你说……没有没有……你休息啊表姐。”
挂了电话，我们才发现已是凌晨3点20了。
如果杜芸秋照旧是凌晨2点睡觉，她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
文博是个急性子，读书时是这样，毕业将近二十年，由小到大的做领导又有十多年，还是没改，这么晚了，他依然把电话拨给了杨胜全，想问个结果，因为那天他没听完就走了。
杨胜全居然没关手机，也没有睡。他告诉文博，袁部长最后还是让他先把书译出来，请专家和领导鉴定了再说。他正在熬更守夜地翻译。他请文博也帮忙在部长面前通融一下，因为这部书实在太好了，虽然阅读起来考验神经，但绝对是一部反战杰作，而且书中对重庆大轰炸有诸多描述，许多细节闻所未闻。文博满口答应，说他将尽全力促成此事。
然后文博问我：“要不要杨胜全把李教授书里的某些细节提供给你？”
我说不用了，我整理的这部书稿，是通过黄晓洋等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杨胜全提供给我，我也放不进去。如果有幸，若干时日之后，我和读者们能够读到《李本森回忆录》，就够了。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小山清水是怎样拿到李教授那批书的？
（根据情形判断，李教授的确是把回忆录写在了书页的空白处。）
我把杨胜全在黄晓洋死后接受报社采访时所谈的内容讲给文博，文博想了想，说：
“会不会是这样，小山清水不仅知道井上安子叫安靖，还知道她叫安志薇，在他来重庆之前，早就跟安志薇取得了联系，他那次问黄晓洋，不是顺便问问，还希望去看望她。他并不知道安志薇已经去世。黄晓洋的表现证明，中方不会让他去见，私下去见也不可能，即使他知道安志薇的住处；那次的情况我知道，日本律师团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中方安排下进行的。他想见安志薇，一是因为安志薇是广岛人，二是安志薇把李教授的书寄给了他。看样子，应该是在她‘突然老去’之后寄的，那时候，尽管她衰迈不堪，照样能独自生活，不过就几十本书，往邮局多跑几趟，就可以全部寄走了。”
“可是安志薇为什么要给他呢？”
“不给他给谁？李教授去世后，安志薇肯定看过那些文字，给国内任何人，都免不了损害李教授的形象。交给日本的一个反战人士，让他去翻译出版，既能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又不会从近处损害李教授。”
没有更好的解释，也就只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了。
三峡广场位于沙坪坝区闹市中心，由三峡景观园、名人雕塑园、绿色艺术园和商业步行街组成。杜芸秋的个展在绿色艺术园举办。与之毗邻的名人雕塑园里，郭沫若、巴金、丰子恺、冰心等抗战期间在沙坪坝生活过的文化名人雕像，很深情地望着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