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芸秋访谈录(1)

你说晓洋称自己看不懂我的画,这是事实。更大的事实在于,他不愿意去懂。要说我对艺术有什么持守,那就是客观、再客观,而作为历史学家,晓洋却做不到客观。我不断向他强调,即便是艺术,客观也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他却厌恶“客观”这个词,说他写《南京第十三》的最大收获,不是给他带来了声誉,而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没有客观。他说,披阅古今中外的史籍,会发现,对同一事件,常常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因此,事件不是以事件本身而存在,事件存在于解释之中。

他的这种史学观,使他自身陷入了纠缠不清的泥潭。

他不停地怀疑,而每一次刚刚起了怀疑的念头,他又提前把某些东西谅解了。

你听明白了吗?我是说,他带着善良的愿望,事先挖好了一口井,并企图把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河川和涓流,都引入这口井里。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个人生活的感情问题和行为问题,都被他纳入道德问题来加以审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

你不能因为那个日本兵在曾祖母背上踩了一脚,就丧失对人类的全部信心。

也不能因为他开枪前叫了一声奶奶,就抹掉所有的残酷和阴暗并获得拯救。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改变不了世界的面貌。

但他与这个细节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说真的,我很为他担心。这辈子,我好像只为他担心过。

尽管我父母那时候年事已高,但他们身体强健(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人,到老年往往强健),女儿晶晶当时在读幼儿班,幼稚园就在文理学院里面,离我们家很近,连马路都不怎么过,接送都可以免去的,中饭和晚饭,都在学校吃,至于早饭,母亲几乎天天过来给她做——晓洋已经离开了杏园的单身宿舍,分到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供我们一家三口居住,距父母的住处只有六七百米远。母亲不过来也无所谓,楼底下就有卖早点的,都是教职工家属在做,比较放心,花块把钱,买杯豆浆,加个茶叶蛋,就足够了。晶晶在读幼儿班的时候就知道保持身材了,叫她多吃她也不干。

对父母和女儿,我都可以放手,倒是对年长自己五岁的丈夫,老是牵心挂肠。

只要有空,他就在李教授三顿饭后的休息时间去拜访他,但李教授的思想是跳跃型的、穿越型的,细节在他那里并不重要,涉及到晓洋的曾祖父母,也只讲他们的生,不讲他们的死。

我昨天对你说过,晓洋对曾祖母的死也征询过我和我父亲的看法,父亲的全部看法就是感叹:

“哦,你曾祖母是个好人啦,那个日本兵……唉,那个日本兵……”

至于我,当然知道他最希望得到的答复(不是答案,他知道我们不可能给出答案),这答复是:“肯定叫了她一声奶奶。”理由也是有的,要想杀她,随时可以下手,不必等到很少人出动的下雪天,更不必等到她倒在雪堆里起不来的时候,那个日本兵是为了结束她的苦难,才朝她后脑开了一枪;兴许,在大海那边的岛国,他也有一个奶奶,由此及彼,心生悲怜。

我可以这样说,但我不能说,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助长他的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对艺术也是伤害,更别说对科学。

人总是需要突破口的,在李教授、我父亲和我这里找不到,他就把问题丢给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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