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洋日记(7日)(3)

关于抗战,介公有一句著名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本是相当到位的阐述,可问题在于,人家日本要的就是让和平绝望。日本被大洋包围,地少人稠,资源贫乏,自然灾害又多,危机感深重,于是他们维新变法,脱亚助欧。泰戈尔去日本看了,很担忧,回来说:如果日本单纯模仿西方,就可能走上一条征服扩张的道路:野蛮的道路,罪恶的道路。孙中山去看了,也很担忧,回来说: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洋霸道文化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但日本人自己不担忧,派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人去西方考察,学的就是弱肉强食那一套,西方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抛到一边。他们早就把侵华作为国策了。

当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当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当1929年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日本人的危机感更重了,觉得吞并中国,已经是时不我待的事情。

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的方向感就非常强,确定了侵略中国,就从没打算改变。冯友兰抗战胜利后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这几句话印证了日本人的方向感。

你介公一个宣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方向;你的人道主义,在敌人那里成了懦弱的象征。

你再听听毛主席怎么说:“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气魄。

除了气魄,还有手腕。对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介公心明眼亮,也曾想尽办法加以约束和控制,可就是控制不了。对自己命令的推行,他常常难以保证。难怪那个叫魏德迈的美国人刻薄地说:

“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

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某些官员言不离货财,情不离宠赂,必将致士无斗心,民无固志。实事求是地讲,在打日本期间,这些征象虽很显明,却并没动摇根基。那时候国共两党主流上是合作的。重庆对于中国的意义,除了它是战时首都,还因为国共两党在这里“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词,全文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无二之任务。”。介公1938年底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也进驻重庆,双方携手,共同筑成抵御外辱、再造中华的中流砥柱。民众也从未丧失斗志,只说当时的学生,许多人因生活太苦得了肺病,医务室天天躺着人,越躺越瘦,不多久就躺死了。尽管这么苦,当政府号召青年参军,病床上的学生把被单一掀,就报名去,真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可日本终归不可能打一百年。

把日本打完了,国民党腐败造成的恶果,只用四年时间就从树上掉下来,烂成了一包渣。

咋不烂?团长以上个个贪污!我这还是相当客气的说法,其实自上而下是烂透了的。只要手中有一点权,就让权力发酵,见到地皮就刮一层,连战地医院的药品,也被他们截留下来,悄悄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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